Titian_Venus of Urbino, 1538
Manet_Olympia , 1863
這種想法呈現兩種論述的方向。一如1848年的第二帝國巴黎的現代化。我們對於「現代化」的進步，以及因為這種因素所帶來的狂喜、新生，「對毀滅所產生的一種理所當然的愉悅感」。或者我們可以這麼說，一種在前進中關於墮落與荒誕所帶來的喜悅。於是正像波特萊爾對於妓女的迷戀一般，她們以一種「女人的身體與商品」重疊方式試探了自由市場的祕密。
然而，這一切又同時讓波特萊爾感到無比的錯亂和哀傷。當我們以一種「開膛破肚」的方式迎接一個城市的現代性的降臨時，原先我們所期待在進步之下，脫離貧窮並且使得人人都有麵包可以吃的預期落空了——民眾的飢餓對應了我們所面臨的現代化進步。這個立基在資產階級的自由與平等的「現代性」，使得馬克思對於無產階級的底層人們感到憐憫：工業賦予了那些「流汗的、自動自發的、有耐心的、勤勉大眾」薪水。結果是，工人們「開始值夜班、受苦、辛勤工作、詛咒、禁食並徐徐前進：他們累得精疲力竭，為的是贏得他們 跳樓之後 魂牽夢繫的黃金」（見《巴黎，現代性之都》p54）。
某種程度上，我們都是懷舊的，關於那個尚未被推倒的城市記憶。它的記憶以一種伴隨著革命歷史，或是封塵於圖書館的檔案櫃中的辯證姿態存在。懷舊的基礎點來自於對於當下的不信任，也同時因此成為對於現代化的修辭武器。但是矛盾得是，「懷舊」有時（總是？）依附著刮目相看的進步成就而增強，這或許正是福樓拜所謂的「悲傷的滑稽帶有一種難以言喻的魅力。」於是，一個城市之所以讓人迷戀，並不在它維持一貫的特色，卻在於這個城市所無法讓人定調的「悲傷感」：在光影變化萬千的蹤跡中，在各個漫遊者的匿聲觀察中，存在著一個讓人捉摸不定的城市萬花筒形貌、色調和組合。我們的注視從來不願意在輕挑的男人或是女人（或是城市）身上多停留一刻，那並非在於態度上的蔑視（或許淫穢與墮落讓我迷惘！），而是一眼看穿後令人無從遐想的失望。於是，「敗德的城市，我愛慕你。」波特萊爾寫道。
如果天堂是一成不變的歡愉的話，那麼我所感興趣將會是那個道德淪喪、不再有任何秩序的另一世界，那裡至少還存在著一種令人感到無法立即處理的激情。（這種「神祕」，或許部份正來自一份人類學式的浪漫主義。）於是，我們對於那些無從定位的遊民、身分含糊的移工（至少從工會所保障的權利與反向規範的制定看來）、無法發聲的窮人感到興趣。「那些貧窮世界的黃金大概都集中在這些牆壁上吧！？」在上層資產階級（或是今日的中產階級）式的咖啡店外，窮困的父親如此說著。「這種房子只有跟我們不一樣的人才能進去。」小男孩說。「那些人睜大了眼睛，實在令人難堪。你能不能叫老闆趕他們走？」然而親密、美麗的女人在咖啡店裡卻向波特萊爾提出如此要求。
19世紀的巴黎像是一位女子一般善變、隨時可被收買，又帶有不可預測的特性（也正是此一特質使得包法利夫人的無限情慾變得更為誠實和真實），諸如這般的城市特質讓文化地理學家感到迷戀，但他們終究比起人類學家要處理的問題仍來得相對單純。一如我們都曾經這麼認為：「自己是難以為外人所捉摸、看清透徹，或是拒絕為外人所賦予的標簽或理解。」正因為如此，我們學會刻意避免瞭解對方而變得更不誠實；我們彷彿共同瞭解，「看清評價」成為一種變相的鄙視。於是我們學會隱藏的同時，卻反倒刻意表現以為我們僅只於瞭解對方的表象，而願意成為是如此膚淺觀點的人，因此避免對方因為期待後而感到委屈。一如對於19世紀的巴黎，我們對於這個城市的哀悼，努力地維持著圍繞在眼框周遭的淚水，不想讓它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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