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ek11: 作為文化體系與「我不研究體系」

◎Micheelsen, Arun. 2002. “‘I don’t do systems.’ An interview with Clifford Geertz,” in Method & Theory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14)1:2-20.

◎Joseph Errington. 2011. “On Not Doing Systems,” in Interpreting Clifford Geertz.

★Clifford Geertz

1. Religion as a Cultural System (1973)

2. Ideology as a Cultural System (1973)

3. Common Sense as a Cultural System (1983)

4. Art as a Cultural System (1983)

以一種綜合理解（卻因此不得不聚縮其論述組織而感到不安）的閱讀經驗看來，葛茲主張文化猶似一個具備象徵符號和意義的秩序體系，使得人們在其中詮釋他們自身的經驗。葛茲在早期論述中，將宗教、意識形態、普通常識、藝術等視為一項文化體系，此一語法承襲帕森斯的社會行動結構，但不同於純然將文化體系作為研究者建構論述之手段或媒介——「我不研究體系」晚期葛茲如是澄清——葛茲視文化體系為研究者調查分析的尋獲，以突顯文化內部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並非依賴於文化體系或組織內部之間澈底的連結，或是彼此高度整合協調，致使全體大規模地共同行動，卻反倒像章魚一般，「各個部分散開各自行動，但整體累積下來卻是朝固定方向移動」。

稍稍再加以精確地說，在1973年的宗教與意識型態作為文化體系兩篇論文中，葛茲顯然用盡全力試圖鋪陳兩項主題：一是建立以「詮釋」（的人類學）作為探求（文化的）「意義」的手段，藉此樹立詮釋人類學的核心主軸；二是對人類學思想中有關「世界觀」的論述。

這兩篇1973年文章都涉及對宗教的人類學式理解（別忘了，葛茲的博論主題便是宗教；《文化的詮釋》中接續「宗教作為一種文化體系」的下一章ethos也談論宗教）。前者「宗教」以model of和model for（簡體版翻譯為「屬於」和「為了」，我則歸納為「程度」與「指向」）兩種模式，使得「宗教行為vs經驗性」變成是一項具備「意義」的行為（這也呼應葛茲的論點「意義是尋獲的，不是與生俱來的」）。相對來說，後者則是就事物現象透過「意識型態vs科學」的辯證方式。這其中，「意義」在「宗教」這章透過符號、特徵、概念、定位，在「意識型態」這章則透過語意學（有時候，葛茲用「符號模型」這種說法），進而理解世界觀和人生觀。這兩章都帶來了一些挑戰；就我的說法，這種挑戰使得人們進入一種「混亂」之中，例如「受難」是一個例子。

1983年的常識與藝術作為一項文化體系兩篇論文則相對較為易讀。兩章不再是以「提出一種新觀點」的語調，而是就既有已被接受的思考方式提出相對較不激烈的論述內容。在這兩章的核心概念裡，將「常識」與「藝術」視作文化的「縮影」，恐怕有助於閱讀：前者葛茲提出「作為研究主題的文化被漸進地鋪陳出文化的形貌，與作為日常生活的文化其浮光掠影的形貌，二者有何差別？」（也就是詢問：「常識」是什麼？」「常識是一項文化體系」，因而帶來了某種「秩序」→讓我們再想想1973年這兩章所企圖帶來的「混亂」）；後者葛茲則是主張：「藝術的創作，與創作時對於生命的感受是不可分割的」（「在這種感性之中，事物的意義就是人類蝕刻在事物上的刀痕」←這種主張和梅洛龐帝認為「世界是透過身體向我們開展」是相似的邏輯的），就我的說法，藝術的諸多符號，正因為是安置在它的文化之上才帶來對於生命的強度（讓人無以名狀地受到感動、讓人收穫到一種奇特的力量）。於是符號學必須超越符號解碼的層次，而是一種思維，一種等待被詮釋的語彙，一種診斷學；由此，古蘭經詩人的演出，或是naven中在集體會社中的嘲諷式論辯，方可開展一種關於生命的詮釋。

week10: 醫療人類學

Good, Byron. 1994. Medicine, Rationality, and Experience: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醫療人類學如何面臨自然科學、公共衛生等議題，使之成為文化上的一項思考。 臨床醫學的「診斷」成為一種對於患者的症狀體系，從身體功能到疾病處理機制的一門詮釋學。部落對於病痛的看法何以可能成立？甚至作為對臨床醫學判別的爭論立場？本著作是一項對包括理性、醫療科學、信仰認識論等權威的挑戰，同時是一項在地文化與「病患」經驗的分析研究。（這也涉及Kleinman主張對disease和illness的區別。） 

在過往，對認知研究主要關心疾病的分類、民俗療法，以及患者敘事結構上；這類敘事著重在衛生信仰和習性的一般性描述，和患病內容的一般性分類。80年代則是由Kleinman為代表人物的「醫療制度作為一項文化體系」。在以「意義作為核心原則」此種思考下，疾病成為一項在地文化下的詮釋模型；換言之，這是一種文化對病患的形塑過程，由此暗示該象徵意義之結構。用Bakhtin的說法，每一種話語都給出「關於世界的具體異源性看法」（這部分得等到本書第七章會再回來討論「疾病與治療的多樣聲音與視角」）。（或者說，身體成為現象學式的自傳，勾勒出對不幸、苦痛與患者等理解（i.e., 「病患經驗現象學」）。80年代後期則強調較大體系的分析和批判（e.g., 全球政治經濟力量如何影響地方健康衛生和醫療體制）），其中包括對「醫學」、「臨床」應用和威權。綜觀來說，作者認為這是一種Bakhtin式的眾聲喧譁，一種多樣的表達使之豐富我們的分析用語和對於醫療人類學的認識和挑戰。 

學院的病例陳述演練，包括巡房、書寫的權威（或按Foucault說法「知識與治療都被化約為權力的運作」）；人（作為患病的主體）因此變成是疾病的場合，而非能動的敘說者。於是，作者以為一、與患者言談病情不只是語言表達形式、思考世界的方式、更是強有力的行動方式：導向醫療程序、專業技術、藥劑知識。二、臨床醫療treatment的武斷性與干預。（愈是信任主治醫師，那麼醫學院實習生對於這種干預系統便會感覺舒適的多。）

悲傷經驗與死亡儀式都在特殊文化內實踐，但前者（即「貼近經驗的悲慟描述」）卻不多見。作者認為這種病患主觀的體驗敘事，特別是對於醫療人類學而言，有其研究的必要性。例如如何考量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不同的社會文化下有著不同患病的脈絡和意義。在第五章的案例中，患者努力地為他的嘴部疼痛安置意義的所在，結果是開展了更大不為人知的生命經驗。但相同道理地，關於病痛經驗無法自敘說中找到正當性，「自我也處在瓦解的威脅之中」。在這一個疼痛的世界中，躲藏著一名怪物正在撕裂他的身體。

另一方面，「敘事」自身使得經驗得以表達和陳述（但經驗卻遠遠出過對它所做的描述）；也使得事件被賦予某種意義而連貫一致的秩序（或者依Bruner所謂的「將現實主觀化」）。這種敘事（的確像孝宏所說）類似葛茲的「深描」：「意義如何在病患的敘事中被創造；又文化價值和社會關係如何形塑身體與病痛經驗，並且將此一病痛至於在地的道德世界之中」（Kleinman語）。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