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週因老師家中有事暫停上課。底下書寫是志杰的筆記。等不及建霖放上來了。（感謝志杰！我仍舊很懷念他。）
Augé, Marc., 2000[Fre. 1992], 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 London: Verso.
◎人類學始終在處理此地與此時（here and now）。通過對話，民族學研究者獲得的是報導人對於過去的理解與認知，而不完全等同於過去。報導人與其敘述的事件時間上是不一致的，而民族學工作者則與敘事者和敘事共有同期性。另一方面，人類學習慣以此地（通常是西方）為中心，觀看與研究他方。但隨著當代世界的快速變遷，這種區分越來越模糊，進而影響人類學方法論上的反思。此地與他方的混淆和互動，並不表示民族學無以為繼，相反的，這個不斷變動的世界正吸引著人類學著手調查。因此，民族學學者必須重新檢視對於地點與群體的分類和定義，以及長久以來即關注當下他者的議題。
◎當代的變化反映在人類學一直關注的時間、空間與個體上。從時間來看，我們注意到時間不斷地逼近，並且快速成為過去，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當代藉由它們不再是什麼來告訴我們它們是什麼。歷史緊跟在我們之後，就像影子，就像死亡。問題不在於世界缺乏意義，而是我們似乎感受到明確且強力的需求，必須給予當下意義。因此，面對這種意義過多的情況，我們可以稱之為「超現代（supermondern）」，表達其基本的特質：過量（excess）。
◎同樣的，電視不停提供大量豐富的異國地景，即使我們對於每一個地方沒有深刻的認識，也大多能辦別出來。空間的過量如同一種引誘，它們形成認識的宇宙，存在一種認識的方法，而不是知識。過多的意義不僅出現於影像文本中，現實中同樣存在大量的「非地方（non-places）」，由於當代旅客（passengers）與貨物迅速地流動，交通的轉接點、商業中心等非地方越來越常見。過去人類學家透過異地文化看見自身觀看的方式，而現代世界使當地與異地變得混雜，我們發現超現代與我們所相信生活其中的世界並不相符，我們居必須再次學習如何觀看這個世界與思考空間。
◎第三個過量是關於自我。這反映在當代人類學從田野到文本，從文本到作者的討論，這包括處理文化時將之視為如同文本一般，以及民族誌的文本化，其中作者的角色和定位。儘管集體的歷史與概念始終影響著個人的歷史，但集體的力量比過去不穩定多了。因此，個體意義的生產成為更不可缺少的東西。任何心理健康的人生存於以他人關係界定的世界中感到疏離是很合理的。因此，當人們思考自身的認同和關係時，我們必須更加關注世界變遷對他們行動與思考的影響，同時應該要重新修正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以適應現代世界。
◎人類學始終重視空間，人的誕生即是生於一個地方，被分配於一個居所，空間不僅只是地理空間，很多時候它呈顯整個社會秩序。人的身體可以用空間的概念思考，同樣的，政治語言也可以是空間的。空間的安排呈現出群體的認同。因此群體必須對抗外在與內在的威脅，以確認認同的語言仍具有一個意義。而超現代彰顯路徑、交會點的重要性，它們不像斷然區分裡／外的空間，而經常是重疊的，人們只是短暫停留，而非長期居處。城鎮中每條道路都藉由命名賦予意義，因此想要研究巴黎的人必得先瞭解法國的歷史。而當下的地景與其所指涉的過去，存在著一種距離。指涉的過去使當下的意義變得複雜。我們的城鎮已經成為博物館，但同時，高速公路與高速火車等交通系統使我們不再需要徘徊其中。
◎若一個地方能被界定為關係的、歷史的、攸關認同的，那麼一個空間無法被定義為關係的、歷史的或關於認同的，則是一個非地方。非地方的空間（包括連鎖店、車站、有線、無線網絡等）形成一個個體與另一個自我形象互動的空間。地方在被建立與象徵化的意義上，才是人類學的地方。非象徵化的空間則是非地方。Michel de Certeau認為非地方是一種地方的負面特質，一種地方自身的缺席，通過被給予的名字形成。那些名字於地方中創造非地方，將它們轉變為路徑。在這樣的空間中，孤獨是一種過量或空乏的個人性，只有快速流動的影像動作可以使觀看者假設一段過去的存在以及瞥見一種未來的可能性。
◎人類學的地方創造有組織的社會，而非地方則創造孤獨。在非地方的空間中，個體與他們的環境之間連結的建立，是藉由文字或文本作為中介。文字產生形象甚至影像，美國、歐洲、西方，某些地方存在僅是通過文字召喚它們，在這種意義上，它們是非地方，甚至是想像的地方：乏味的烏托邦。在每日媒體的播放中，文字並沒有因為不斷的重複失去它的功能，而依然創造影像，鞏固神話。同樣透過這些文字，我們被指示（「請從右邊的出口離開」）、禁止（「請勿吸煙」）和通知（「巴黎站到了」）。通過無數訊息傳送的支持（廣播、影像、海報等）形成當代地景整合的一部分。
◎交通系統的便利性使得人們不再習慣觀看，而是閱讀地方。那些他們每年夏天或一年數次路過卻未曾停駐的地方，成為抽象的空間。而當某些交通工具的速度已經使觀看成為不可能，「里斯本應該會出現在飛機的右方」，但旅客看不見，於是景觀成為一種概念，一個字。因此路途上的文字也隨之陳腐，旅客轉而閱讀報章雜誌等文本，或者聽音樂、廣播，持續孤獨的旅程。
◎非地方的使用者總是被要求證明自己的無辜。人們透過卡片、密碼前進。超現代的空間存在一個矛盾：它處理的是個體，但他們只有在進入與離開時被辨識。非地方的空間創造的既非單一的認同，也非關係，而只是孤獨，和它的相似物。最終，人們只能看見自己的臉，聽見自己的聲音。大量的反覆散佈的訊息，不斷強調當下與剛成為歷史的過去，彷彿除了過去48小時之外沒有別的歷史。無盡的歷史不斷被累積於當下，空間如同已經被時間捕獲，旅客感受的是永恆的當下，以及與自我的遭逢。
◎今日的現實世界中，地方與空間，地方與非地方交織纏繞在一起。我們居住在「文化接觸」已經變成十分平常的世界。一個此地的民族學仍然在處理他方，但他方無法被感知為一個單一或異國情調的東西。也許有一天，將有一種符號的智識生活存在於另一個世界，整個地球上的空間將變成一個單獨的地方。因而人類社群都必須經歷非地方的匿名性，透過孤獨。所以，很快地將有一種需求，一種孤獨的民族學。
Augé, Marc., 2000[Fre. 1992], 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 London: Verso.
◎人類學始終在處理此地與此時（here and now）。通過對話，民族學研究者獲得的是報導人對於過去的理解與認知，而不完全等同於過去。報導人與其敘述的事件時間上是不一致的，而民族學工作者則與敘事者和敘事共有同期性。另一方面，人類學習慣以此地（通常是西方）為中心，觀看與研究他方。但隨著當代世界的快速變遷，這種區分越來越模糊，進而影響人類學方法論上的反思。此地與他方的混淆和互動，並不表示民族學無以為繼，相反的，這個不斷變動的世界正吸引著人類學著手調查。因此，民族學學者必須重新檢視對於地點與群體的分類和定義，以及長久以來即關注當下他者的議題。
◎當代的變化反映在人類學一直關注的時間、空間與個體上。從時間來看，我們注意到時間不斷地逼近，並且快速成為過去，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當代藉由它們不再是什麼來告訴我們它們是什麼。歷史緊跟在我們之後，就像影子，就像死亡。問題不在於世界缺乏意義，而是我們似乎感受到明確且強力的需求，必須給予當下意義。因此，面對這種意義過多的情況，我們可以稱之為「超現代（supermondern）」，表達其基本的特質：過量（excess）。
◎同樣的，電視不停提供大量豐富的異國地景，即使我們對於每一個地方沒有深刻的認識，也大多能辦別出來。空間的過量如同一種引誘，它們形成認識的宇宙，存在一種認識的方法，而不是知識。過多的意義不僅出現於影像文本中，現實中同樣存在大量的「非地方（non-places）」，由於當代旅客（passengers）與貨物迅速地流動，交通的轉接點、商業中心等非地方越來越常見。過去人類學家透過異地文化看見自身觀看的方式，而現代世界使當地與異地變得混雜，我們發現超現代與我們所相信生活其中的世界並不相符，我們居必須再次學習如何觀看這個世界與思考空間。
◎第三個過量是關於自我。這反映在當代人類學從田野到文本，從文本到作者的討論，這包括處理文化時將之視為如同文本一般，以及民族誌的文本化，其中作者的角色和定位。儘管集體的歷史與概念始終影響著個人的歷史，但集體的力量比過去不穩定多了。因此，個體意義的生產成為更不可缺少的東西。任何心理健康的人生存於以他人關係界定的世界中感到疏離是很合理的。因此，當人們思考自身的認同和關係時，我們必須更加關注世界變遷對他們行動與思考的影響，同時應該要重新修正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以適應現代世界。
◎人類學始終重視空間，人的誕生即是生於一個地方，被分配於一個居所，空間不僅只是地理空間，很多時候它呈顯整個社會秩序。人的身體可以用空間的概念思考，同樣的，政治語言也可以是空間的。空間的安排呈現出群體的認同。因此群體必須對抗外在與內在的威脅，以確認認同的語言仍具有一個意義。而超現代彰顯路徑、交會點的重要性，它們不像斷然區分裡／外的空間，而經常是重疊的，人們只是短暫停留，而非長期居處。城鎮中每條道路都藉由命名賦予意義，因此想要研究巴黎的人必得先瞭解法國的歷史。而當下的地景與其所指涉的過去，存在著一種距離。指涉的過去使當下的意義變得複雜。我們的城鎮已經成為博物館，但同時，高速公路與高速火車等交通系統使我們不再需要徘徊其中。
◎若一個地方能被界定為關係的、歷史的、攸關認同的，那麼一個空間無法被定義為關係的、歷史的或關於認同的，則是一個非地方。非地方的空間（包括連鎖店、車站、有線、無線網絡等）形成一個個體與另一個自我形象互動的空間。地方在被建立與象徵化的意義上，才是人類學的地方。非象徵化的空間則是非地方。Michel de Certeau認為非地方是一種地方的負面特質，一種地方自身的缺席，通過被給予的名字形成。那些名字於地方中創造非地方，將它們轉變為路徑。在這樣的空間中，孤獨是一種過量或空乏的個人性，只有快速流動的影像動作可以使觀看者假設一段過去的存在以及瞥見一種未來的可能性。
◎人類學的地方創造有組織的社會，而非地方則創造孤獨。在非地方的空間中，個體與他們的環境之間連結的建立，是藉由文字或文本作為中介。文字產生形象甚至影像，美國、歐洲、西方，某些地方存在僅是通過文字召喚它們，在這種意義上，它們是非地方，甚至是想像的地方：乏味的烏托邦。在每日媒體的播放中，文字並沒有因為不斷的重複失去它的功能，而依然創造影像，鞏固神話。同樣透過這些文字，我們被指示（「請從右邊的出口離開」）、禁止（「請勿吸煙」）和通知（「巴黎站到了」）。通過無數訊息傳送的支持（廣播、影像、海報等）形成當代地景整合的一部分。
◎交通系統的便利性使得人們不再習慣觀看，而是閱讀地方。那些他們每年夏天或一年數次路過卻未曾停駐的地方，成為抽象的空間。而當某些交通工具的速度已經使觀看成為不可能，「里斯本應該會出現在飛機的右方」，但旅客看不見，於是景觀成為一種概念，一個字。因此路途上的文字也隨之陳腐，旅客轉而閱讀報章雜誌等文本，或者聽音樂、廣播，持續孤獨的旅程。
◎非地方的使用者總是被要求證明自己的無辜。人們透過卡片、密碼前進。超現代的空間存在一個矛盾：它處理的是個體，但他們只有在進入與離開時被辨識。非地方的空間創造的既非單一的認同，也非關係，而只是孤獨，和它的相似物。最終，人們只能看見自己的臉，聽見自己的聲音。大量的反覆散佈的訊息，不斷強調當下與剛成為歷史的過去，彷彿除了過去48小時之外沒有別的歷史。無盡的歷史不斷被累積於當下，空間如同已經被時間捕獲，旅客感受的是永恆的當下，以及與自我的遭逢。
◎今日的現實世界中，地方與空間，地方與非地方交織纏繞在一起。我們居住在「文化接觸」已經變成十分平常的世界。一個此地的民族學仍然在處理他方，但他方無法被感知為一個單一或異國情調的東西。也許有一天，將有一種符號的智識生活存在於另一個世界，整個地球上的空間將變成一個單獨的地方。因而人類社群都必須經歷非地方的匿名性，透過孤獨。所以，很快地將有一種需求，一種孤獨的民族學。
2 則留言:
機場、五星級飯店、學校、醫院和公園，甚至高速公路…等等，我認為皆屬於一個地方（地點），但是在Marc Augé的認知上實際上是地方也是非地方，因為Augé感嘆空間的上升就如機場和高速公路一般，和他們附近的世界被劃分的休息區，這些可能在任何地方和到處的地方的地方，但是實際上是無處。這樣的說法實在令我無法理解，因為比方我要跟某人見面時，我可能會在上述所列的地點跟她（他）共同相約決定的空間與時間，可能在任何地方和到處是地方的空間，它就是啊!聖經上也曾說過：「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沒有一個黑暗、模糊不清地帶的空間歸類，我將此話奉為人生準則之圭臬，尤其在言語、行為或思想上尤其如此，可Auge認為的non-place在李維史陀之後又再一次的顛覆、搖晃我的腦袋，好比我一直在地面上生活，無法感受到半空中行走、呼吸的真實。不知要聽懂他的話需要經過何種的攪亂、翻轉、甚至遺忘舊有的觀念，讓自己心思意念屬於純潔無暇的嬰兒般雪白，再接受教育：「你是什麼樣子的父母師長？又正在養成什麼樣子的下一代？」
我們總是在Augé和旅行權柄的世界中流動，好像並不掌握這世界的任何東西，場域界限、身分將消失、語言將死、其他將上升，且採取他們的地方。今天非地方明天將是地方。並且那時，我們將繼續在非地方橫斷之外的地方到達的世界。
為什麼我讀不懂你們寫的中文-_-
是英文直接翻譯過來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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