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28日 星期日

3/26 Marc Augé: In the Metro

出席情形-博士生:8人(男4人 女4人);碩士生:14人(男2人 女12人);大學部:9人(男1人 女8人);校友:3人(男2人 女1人);老師:陳宇嘉 副教授





龔卓軍老師上課內容,請這兒下載

❖ In The Metro 一個民族誌者在地鐵中(1986)—龔卓軍老師整理(僅刊部份)

❖Métro的基本資料
◎巴黎地鐵(Le Métropolitain de Paris,簡稱為Métro)是法國巴黎的地下軌道交通系統,現由巴黎大眾運輸公司(Régie Autonome des Transports Parisiens, RATP)負責營運。目前巴黎地鐵總長度214公里,居世界第七位(位列紐約、倫敦、馬德里、首爾、東京和莫斯科之後),年客流量達14億 (2006年),居世界第四位(位列莫斯科、東京和墨西哥城之後)。有14條主線和2條支線,合計300個車站(384個站廳)和62個交匯站。

◎地鐵路網拓展大致分為三階段:1900年代到1920年代間,興築路線以巴黎核心路網為主;1930年代年代至1950年代,路線擴展至近郊;1960年代至1980年代以建設區域快鐵(RER)的路網為主,整體路網於1990年代末期完工。

❖Marc Augé的Un peu d’histoire小歷史、小故事 --by Tom Conley
◎Augé的研究背景:把穿卡其布的民族誌者活在傳統文化中,民族誌者作為旅遊者,民族誌者作為政治科學的投身理論者,3者合一他不僅是傳統社會的研究者,也是法國作家中的佼佼者。
◎南象牙海岸文化人類學老手,寫「在地鐵中」,不是民族誌,亦非文學
◎普魯斯特高調,遁入快速轉運的隧道中,反思旅遊誌
◎結構方法與非洲殖民史
◎離開人類學典律,回返與修正人類學的指導原則

❖學術背景
◎他屬於1960年代訓練出身的民族誌者,可謂生逢其時;受到李維史陀的影響,包含了涂爾幹與牟斯的傳統,親屬的基本結構1949,熱帶的憂郁1955,結構人類學1958,野性思維1962,神話學第一卷:生食與熟食1964,影響了結構主義的誕生,就其基本原則而言,召喚了功能主義的文化觀。首先,他研究的問題是信仰或是哲學,也就是文化的信念系統;其次,研究的重點是馬克思觀點下的經濟基礎結構,也就是價值系統。在李維史陀、克里牛斯.喀斯多力亞迪、路易阿圖塞的這些觀點下,重點是Augé將會取代他們的觀點,提出與他者的新關係。

◎他們這些前輩會將與他者的關係等同於未知, Augé認為,這等於是把自我與他人關係的社會實現化約成為神祕信仰與未知的異國情調。Augé認為,訴諸與未知的關係,在全球化正在掃除遙遠民族與場所的魅力時,具有異化和偶像化的效果。

(中間尚有討論文本。暫時略過此部份筆記。)

❖四大元素:潟湖區的研究決定了Augé後期的書寫。至少有4個元素可以從象牙海岸轉換到巴黎。
◎第一:速度與孤獨。世界的速度越快,孤獨就滋生得越快。當我們的溝通科技得到越多的發展,越大程度的隔離就產生了。譬如拿著手機走在大街上,必須要無視一切來往的人和街道狀況,必須處於自戀狀態,因為有電話必須要打,有電話必須要講。這種在日常生活中在地下鐵中或在機場的孤獨,Augé把它們放入書寫,具有窮凶惡極的效果,就像在Bregbo和Ebrié。

◎第二:自我與他者。自我與他者的對話,至少被標釘在兩個地區。在巴黎可以發現到看電影的首善之都,在這些短暫的時刻,這些看電影的人在銀幕上的演員身上認出了大寫他者的存在與他自己有所雷同,也可以類比出知覺上的「我-主體」。這是一個稀有的時刻,相反於拉岡所謂的鏡像階段,「他人是一個我」,顛倒了韓波的超現實,「無意義」(non-sens)成為「他人是一個我」。在地下鐵中最容易感受到,人類學家看到地下鐵的乘客中,大家盯著周遭的群眾看,就像他自己,太多太多的「別人就是我」。這些人好像要的尋找某些地下社群。但是這種地下社群的不在場,不過就是一種欺瞞或是幻想破滅的過程,對於社會意識是絕對必要的。這種動力的開端,首先是在宗教儀式的研究中展開,然後被轉換到對於生活脈絡的觀察,各種民族誌的研究模式都好像不合適。

◎第三:非地方。non-lieu非地方或非場所,必然的結果就是空間的縮水,標誌了後殖民文化。非地方就是一個曖昧模糊的場址,人的經驗混合了自我懸置的愉快與不安。就像在機場,通過安檢,在候機室的狀態;旅客們把自己交付給活在期待中,也就是等待登機的廣播開始宣布的那一刻,是一種恆常預期得到的沈默安靜等待,我們走到了自己機位,但卻感覺到非常的擁擠,使我們覺得自己像一頭牛一樣則使用空間。但是在等待飲料和食物的時候,我們又開始感到愉快,同時它可以幫助我們打發時間,如果一吃到不可口的食物,馬上又感覺到受騙。這種非地方就如同德勒茲所謂的「任何一個什麼地方」lieu quelconque,沒有差異和他者性。在排除掉地方的無數意義下,1960年代晚期Abidjan西部的社會地理心態,許多移民都走向城市,新的人口出現,工業文化擴張。民族誌學者的幻想,居住的原初和穩定的地方,充滿了意義滋養的地方,只能引發慾望去建構封閉而自我包含的世界。回到都市能夠讓這種幻想被清楚地定位研究,新的都市經驗的基本特質這是對於心理和身體的壓縮。

◎第四:遺忘和記憶喪失。遺忘和記憶喪失對Augé來說,是構成孤獨的相對條件。失去記憶才能保障驅力不斷的往前走,回到無憂無慮的地方,把這些地方轉換為活生生的場所。Augé扭轉了普魯士特與葛拉格的文學世界,認為我們有遺忘的義務。這樣我們才會警醒,研究和把記憶加以現實化,我們就可以想像我們的當下很可能與過去相類似。這裏,Augé強調了文學書寫和民族誌書寫具有相同的任務。「在地鐵中」這本書一剛開始的標題六是「記憶」,「孤獨」是後來才出現的,在過去和現在的事情發展的頂峰,在「扣應聯結」把回憶聯結到隔離。所以,Augé的書寫的過程,本身就是在帶出與建立記憶,把它的理性之「軌道」與「路線」投射到心智影像上。書寫往前,記憶即被忽略。

❖巴黎30年代:個體的潛意識表情
◎他看得非常仔細,特別注意到個體的潛意識表情,在1939年9月戰爭宣布之前的幾個月,等待著家人離開的時候。Augé認為我們對這些照片所吸引,但卻應該加以反對,首先必須要抵抗保持距離的或故示親切的觀點,提示我們對於這些照片的狀況可能已有所知曉,也不能把反閃族與法西斯主義的黑白照片視為與歷史同一,好像每個人都經歷過,他想要研究的是照片中那些無名的群眾的個體,而不是照片的作者或者導演或者演員,就像我們一樣在那個時候,寧願相信幸福而不敢想像未來。

❖「巴黎30年代」
◎或許我們需要「相信生活在幸福中」,會把這部作品整個聯結成為一種生活的藝術,如此的明顯而具有主導地位,跟隨在阿拉迪安人文化的研究之後,也就是所謂的ideo-logic研究。如果人類學是一門確實可行的學科,可以幫助我們適應超越我們控制的力量,讓我們投入到地方與局部的方式裡,他就應該被導向我們稱之為幸福的理論。

◎如果大多數人都想是地鐵中的乘客,透過他們所作為的他人,成功的生活在一種完全被壓縮和去空間化的世界裏,他們成功的基礎就在於他們眼睛所看到的「巴黎30年代」照片中無名者的生活裏。在這些巴黎人的意願中,他們願意抓住那麼脆弱的幸福停泊處,可能比某種社會形來保証自行生長的文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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