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ifford Geerze在《後事實追尋》這本書，運用許多對比，讓人有同時置身多處場景／田野的感覺，他的書寫也有拼貼的味道﹣用了很多斷句、關係句、獨白等，在閱讀的節奏上，有斷續、停頓、變換場景的趣味，似乎貫徹了他所提及的，人類學研究是「拼湊所見所聞之事實」。Geerze在城鎮一章中所言：「我們有必要接受漩渦、流竄以及不定的連貫性；就像雲聚雲散一樣。並沒有一個普遍的故事可述說，也沒有一個綜觀全局的圖像在那裡。」（P. 3）（最後那一句是否也回應了昨晚課程上，對傳統本真性的討論？）。在同章Geerze提到，初步的第一印象為我們設定一個感知和理解的框架（P. 18～19），又說，我們對現實的感覺不可避免的來自我們談論它的方式，而談論的方式來自於張大眼睛⋯⋯就會發現事實，而人類學家的基本任務就是用事情本身的樣子去述說它（P. 27）。然而；Geerze亦質疑這種觀看事情的方式，是因為第一印象容易產生偏見或誤譯嗎？因此，Geerze再述，事實永不虞匱乏，我們缺乏的是「意符」，而人類的天性是事後分析，所以他想發展一個討論事情的方式，設計論述體系，希望能追上事情的發生。「追上事情發生的論述方式」感覺起來是一個浪漫的想法，Geerze做到了嗎？行文至此，又想起昨晚的討論﹣將文化當成文本這類觀點不適用於現在的社會，因為文本詮釋趕不上變化﹣；James Clifford 和Clifford Geerze都談到，歴史是拼湊的、片段的，人類學研究與民族誌書寫觀察和描述以至事後拼湊的，是部分、片段的整合，若是如此，為何討論事情的方式需要追上事情發生的腳步？這樣書寫方式又和「報導文學」或「新聞」有何不同？ 在文化一章，Geerze對比摩洛哥和印尼語裡不同的關注傾向所造成的文化差異時提及，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學習該文化的語言才能有足夠的想像力，將自已「放進」其中。Geerze認為，研究若只是單純的比較、並置或再現各田野的不同，雖能取得某些洞見及充足的資訊，但要深刻地描述文化，只有人際互動、觀察、聆聽、拜訪及「在場」是不夠的，在理解一個文化時，需找到有意義的切入點（例如：語言），才能讓「更根本的事物進入我們的視野裡」。但語言的學習需達到何種程度，才能有足夠的能力將自已準確地放進文化之中？要能有如此的敏感度，應該不是半年、一年的語言學習做的到的吧！ 行規一章讀來頗有職場皆如戰場之感，行規的確有許多無法言喻之處，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Geerze認為田野地點比做什麼更重要（而這在讀James Clifford時也有許多討論），以及Geerze認為自傳體自我省思式的田野描述傾向少了條理，他指出：「我們缺少語言來說明，當我們在工作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似乎有一種文類消失了。」，Geerze指的是什麼？他所說的「語言」是指方式或論述？而用來描述田野的文類不是民族誌嗎？為什麼消失，它曾經存在過嗎？若有，又是何種文類？這兒又讓我想起，他在覇權一章中所述及的，語言也能成為一種覇權，尤其是用來再現異文化的語言，其再現方式亦是覇權，所以民族誌書寫其實也是一類霸權的呈現。 在現代性這一章，Geerze論及現代性或現代化的不確定性、失衡、矛盾與難以定調。他提到，現代生不是單一存在的事件，現代化運用在不同的事物上有不同的概念（P. 190），我們對現代性的需求或許有共識，但「形式」是不確定的（P. 192）。時尚界似乎正是這類不確定性的寫照，前衛與復古，新元素與舊概念彼此更迭，一直循環。Geerze認為，我們無法從過去找到普遍適用於社會事件的法則（歴史學家會怎麼回應？）（224）；他又說，等待事件的發生再做決定，沒有人知道要看見的是什麼，當事件來了，我們會將事件描述成延伸篇章，雖然仍只說了一半；Geerze再述，在已經發生的事情與正在發生的事情之間，並沒有任何絕對的關係，但由於我們執著時間順序與意義，我們可以毫無疑惑的提出一個可信的精確關係（225）。這些說法充滿了不確定性，然而Geerze所謂的「沒有任何絕對關係」和「可信的精確關係」是否太過武斷？依時間的順序所分析並提出的依然是「片段」不是嗎？在這充滿不確定性的一章中，出現如此確定的說法，也是有些矛盾。不過，我認為11／11的課堂中，最耐人尋味的一句話是﹣人類學家的使命就是要確定種種的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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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fford Geerze在《後事實追尋》這本書，運用許多對比，讓人有同時置身多處場景／田野的感覺，他的書寫也有拼貼的味道﹣用了很多斷句、關係句、獨白等，在閱讀的節奏上，有斷續、停頓、變換場景的趣味，似乎貫徹了他所提及的，人類學研究是「拼湊所見所聞之事實」。Geerze在城鎮一章中所言：「我們有必要接受漩渦、流竄以及不定的連貫性；就像雲聚雲散一樣。並沒有一個普遍的故事可述說，也沒有一個綜觀全局的圖像在那裡。」（P. 3）（最後那一句是否也回應了昨晚課程上，對傳統本真性的討論？）。在同章Geerze提到，初步的第一印象為我們設定一個感知和理解的框架（P. 18～19），又說，我們對現實的感覺不可避免的來自我們談論它的方式，而談論的方式來自於張大眼睛⋯⋯就會發現事實，而人類學家的基本任務就是用事情本身的樣子去述說它（P. 27）。然而；Geerze亦質疑這種觀看事情的方式，是因為第一印象容易產生偏見或誤譯嗎？因此，Geerze再述，事實永不虞匱乏，我們缺乏的是「意符」，而人類的天性是事後分析，所以他想發展一個討論事情的方式，設計論述體系，希望能追上事情的發生。「追上事情發生的論述方式」感覺起來是一個浪漫的想法，Geerze做到了嗎？行文至此，又想起昨晚的討論﹣將文化當成文本這類觀點不適用於現在的社會，因為文本詮釋趕不上變化﹣；James Clifford 和Clifford Geerze都談到，歴史是拼湊的、片段的，人類學研究與民族誌書寫觀察和描述以至事後拼湊的，是部分、片段的整合，若是如此，為何討論事情的方式需要追上事情發生的腳步？這樣書寫方式又和「報導文學」或「新聞」有何不同？
在文化一章，Geerze對比摩洛哥和印尼語裡不同的關注傾向所造成的文化差異時提及，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學習該文化的語言才能有足夠的想像力，將自已「放進」其中。Geerze認為，研究若只是單純的比較、並置或再現各田野的不同，雖能取得某些洞見及充足的資訊，但要深刻地描述文化，只有人際互動、觀察、聆聽、拜訪及「在場」是不夠的，在理解一個文化時，需找到有意義的切入點（例如：語言），才能讓「更根本的事物進入我們的視野裡」。但語言的學習需達到何種程度，才能有足夠的能力將自已準確地放進文化之中？要能有如此的敏感度，應該不是半年、一年的語言學習做的到的吧！
行規一章讀來頗有職場皆如戰場之感，行規的確有許多無法言喻之處，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Geerze認為田野地點比做什麼更重要（而這在讀James Clifford時也有許多討論），以及Geerze認為自傳體自我省思式的田野描述傾向少了條理，他指出：「我們缺少語言來說明，當我們在工作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似乎有一種文類消失了。」，Geerze指的是什麼？他所說的「語言」是指方式或論述？而用來描述田野的文類不是民族誌嗎？為什麼消失，它曾經存在過嗎？若有，又是何種文類？這兒又讓我想起，他在覇權一章中所述及的，語言也能成為一種覇權，尤其是用來再現異文化的語言，其再現方式亦是覇權，所以民族誌書寫其實也是一類霸權的呈現。
在現代性這一章，Geerze論及現代性或現代化的不確定性、失衡、矛盾與難以定調。他提到，現代生不是單一存在的事件，現代化運用在不同的事物上有不同的概念（P. 190），我們對現代性的需求或許有共識，但「形式」是不確定的（P. 192）。時尚界似乎正是這類不確定性的寫照，前衛與復古，新元素與舊概念彼此更迭，一直循環。Geerze認為，我們無法從過去找到普遍適用於社會事件的法則（歴史學家會怎麼回應？）（224）；他又說，等待事件的發生再做決定，沒有人知道要看見的是什麼，當事件來了，我們會將事件描述成延伸篇章，雖然仍只說了一半；Geerze再述，在已經發生的事情與正在發生的事情之間，並沒有任何絕對的關係，但由於我們執著時間順序與意義，我們可以毫無疑惑的提出一個可信的精確關係（225）。這些說法充滿了不確定性，然而Geerze所謂的「沒有任何絕對關係」和「可信的精確關係」是否太過武斷？依時間的順序所分析並提出的依然是「片段」不是嗎？在這充滿不確定性的一章中，出現如此確定的說法，也是有些矛盾。不過，我認為11／11的課堂中，最耐人尋味的一句話是﹣人類學家的使命就是要確定種種的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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