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裔作家高緒(Amitav Ghosh)〈伊瑪目與印度人〉(The Imam and the Indian)所寫下的觀察，算是我目前讀到最有切己感受的民族誌。依其描述，一個埃及的古老鄉村，卻也為全球化狂潮席捲而變身為後現代意味十足的航空轉運候機室。在這個新世界裡，就連格爾茨曾多方揭露的“在地知識”也不存在了！新世界裡的眾生圖像，成了沒有根的存在。置身新秩序裡頭，每個人都只是萍蹤寄跡、流轉無定的旅人，曾經穩固紮根於“在地性”的生命現場，一轉而變身為“以流動、無根的歷史為軸心”。這觸目可見的後現代情景，令這位土生土長於印度，卻在古老的英國大學受教育、在埃及進行田野研究的人類學者深自震驚：「這些並不是新現象….對我而言，好像村裡的每個人都是旅行者。(Ghosh 1986:135)」 看似難以為懷的陌生感，卻喚起一種愈趨熟悉的處境——
原住民立委Kolas Yotaka是社會學碩士，她日前與某出版社合作，翻譯美國人類學家James Clifford的著作《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暫譯：後20世紀的旅行與翻譯）》，近期正重新閱讀，以利年底在台灣出版。
4 則留言:
文章摘要：James Clifford在《文化的困境》（1988）一書的《第一部 論述》中，為我們解釋了經驗主義民族誌學傳統是如何樹立起學術權威，這是通過神聖化、正當化他們的“密集的”個人經驗（我曾在那）以及他們理性的科學分析來實現的。但是這種被James Clifford稱為“新的民族誌學”的方法在他看來在發展中存在著功利地取捷徑的問題，他在本文中批判了六種現象。而詮釋主義民族誌學方法正是對於經驗主義民族誌學方法的反思，是一個對民族誌田野工作和寫作去神秘化的過程。但是，James Clifford認為，儘管詮釋主義對於在文化脈絡裏理解文化意義有幫助，但是就像經驗主義的經典作品，如《努爾人》被奉為權威一樣，詮釋主義的經典作品，如Cliford Geertz的《巴厘島的鬥雞》也成為了另一種權威書寫，這就是James Clifford說的“對話的、情境的民族誌學詮釋的各個方面向易於被剔除於最終的再現文本”（pp40）。James Clifford在本文中所宣導的是一種“對話的”和“多聲的”推論性典範民族誌學方法，在注重脈絡情境的情況下，將所有發言的主體者的詮釋並置，創造出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的寫作風格。在我看來，James Clifford所宣導的推論性民族學誌方法是一個去權威化、去一元化的過程，希望民族誌作品呈現出多元詮釋者之間的對話。實際上，James Clifford是想說，民族誌作者不要企圖將多樣化的發言整合為一個權威觀點，事實上民族誌作者也無法做到避免讀者對於他的權威觀點有多樣化的理解，那麼不如讓民族誌作品成為一個開放的、對話的、沒有統一答案的文本。
當下議題：大陸的學術研究有一種傾向，就是政策導向型研究，出了一個政策，很多學者就會去研究論證政策可行，有利於社會的發展之類的，最後得出的結論可能是具有預設的一元的詮釋。然而我注意到，每一個政策出臺後，都會在具體落實時遇到很多問題，有的時候是與基層的傳統意義體系相違背。因此，我讀後的啟發是，在研究社會變遷時特別適合運用這種推論性的民族誌學方法，讓多元的聲音並置，最後的民族誌作品類似於一種話、談判與博弈，或許比論證單一結論更好。
《路徑》一書中藉由過往民族誌的詮釋形式，展現其中隱藏的階級意識。從一開始馬凌諾斯基即使宣稱放下中心主義的土著觀點，但從各種跡象，例如照片的座位，馬凌諾斯基的帳棚搭在酋長家隔壁等等，都可以發現其中的意識型態仍舊脫離不了白人的至上觀念。之後的民族誌加以追隨，其中可以顯現為何透過貿易（移工）、軍事、居民遷徙就無法成為田野之中的旅行者，而是「在地」的當地人，反倒研究者成為之中的「旅行者」。透過揭示這些民族誌的書寫之中的權力關係，來重新挖掘一種田野的想像。田野實務不再是從一個地方移動至另一個部落（村落、偏遠地區……）坐在辦公室也可以成為田野。
然而第二章藉由丁康的揭示，質疑了民族誌與人的關係，了解他人時其實只是一種認識自己，但我想問的問題是，如果了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但不從自身開始探索（對，因為你沒辦法成為別人去探索別人與別人的關係），那是從什麼角度開始探索呢，這裡也連結到上星期的文本，如果全然的超現實民族誌，過於講求自身的心靈層面與感受，似乎就像遊誌一般，那在什麼情況下我們可以承認這本巷遊誌一樣的東西是民族誌，並納入討論，為什麼不讓他乖乖留在遊誌的歸納之中就好了。
另外一個問題是，文章之中舉例到不要侷限田野的地點，但如果像其中提到《學會勞動》一書研究勞工階級的小朋友，小朋友也不會跑去很多地方，這樣範圍落在同一個小鎮之中，算是侷限自己的田野嗎？
印度裔作家高緒(Amitav Ghosh)〈伊瑪目與印度人〉(The Imam and the Indian)所寫下的觀察，算是我目前讀到最有切己感受的民族誌。依其描述，一個埃及的古老鄉村，卻也為全球化狂潮席捲而變身為後現代意味十足的航空轉運候機室。在這個新世界裡，就連格爾茨曾多方揭露的“在地知識”也不存在了！新世界裡的眾生圖像，成了沒有根的存在。置身新秩序裡頭，每個人都只是萍蹤寄跡、流轉無定的旅人，曾經穩固紮根於“在地性”的生命現場，一轉而變身為“以流動、無根的歷史為軸心”。這觸目可見的後現代情景，令這位土生土長於印度，卻在古老的英國大學受教育、在埃及進行田野研究的人類學者深自震驚：「這些並不是新現象….對我而言，好像村裡的每個人都是旅行者。(Ghosh 1986:135)」 看似難以為懷的陌生感，卻喚起一種愈趨熟悉的處境——
“這位民族誌學者再也不是一個 (世界的)旅行者觀察(在地的)原住民,或是遠離都會中心到鄉野農村進行研究。相反地，他所謂「古老並安居」的田野，已經發展為複雜的居住與旅行史，而這是一種全球共通的經驗。”
“在馬凌諾斯基(Malinowski)與米德(Mead)的年代，所謂專業的民族學，必須奠基於在一處特定的「田野」進行密集、儘管只是短暫的居住觀察。然而對高緒而言，所謂田野工作，並不是在地生活，而是一連串旅行中的相遇。每個人都在移動，幾世紀以來都是如此：在旅行中定居 (dwelling-in-travel)。 ”
這犀利的觀察，觸發了我看待自己生存處境的另類眼光。我由此親切地印證了人類學最深的魅力所在：「民族學誌的真相是對於表面真實性的無止境顛覆。」借莫斯著名的說法為喻，民族誌主要的任務便是——去發現許多“月亮之死”、 “理性星空”中的蒼白衛星。
原來譯者就是我之前從報導中看到這位：
立委工作日理萬機，除了立法院大小會議，還得忙著選民服務、下鄉跑攤，一刻都不能閒。但不少民進黨立委仍「愛書成痴」，閱讀內容更是五花八門，從社會科學、小說、兒童繪本到原文書都有人看，其中更有深藏不露的專業譯者。
原住民立委Kolas Yotaka是社會學碩士，她日前與某出版社合作，翻譯美國人類學家James Clifford的著作《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暫譯：後20世紀的旅行與翻譯）》，近期正重新閱讀，以利年底在台灣出版。
Kolas Yotaka指出，《Routes》主要描寫人在不同城市、部落的旅行途中，遇見原住民文化，如何重新解讀、認知，例如原民博物館的陳設、影音解說，甚至是動線設計，背後都有隱含既定印象，有助反思台灣原住民的處境。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