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s and lives我目前只能導讀準備第一章跟第六章，把葛茲主要概念帶出來。中間四章他所用四人的其人其文的討論，上課再講。 重點，我覺得葛茲在舉出這些大咖時，同時也在把他自己放入大咖中，其作品確立了一個話語領域獨領風騷一點都不怕感冒的境界，他也成了讓後人佩服的那個人(我相信他也早就在佩服自己)。 好吧上面可能不是重點。但葛茲透過描述作者/寫作者，做為寫作者的人類學者如何在那裏在這裡之間就寫出的作品來詮釋......我覺得這本作品短小精悍地敘說出他獨特卻又讓人猛點頭的觀感(很像輪流出現四大家的諷刺漫畫，放大變形卻又精準捕捉到位神韻)。讀來沒有很負擔，也被他的寫作風格逗弄到了，好得。
Geertz在works and lives一開頭便說民族誌是將陌生和雜亂的事實加以整理並歸入熟悉和有序的範疇，這是巫術，那是技術，這一錯覺被打破已經很久了。但是，它，究竟是什麼，則沒有如此清晰。Geertz一直沒有想要將民族誌是什麼的答案，給確立出來，反而認為與其探究答案，不如來探析人類學者在寫作時的情景是如何。透過作者跟文本的互動，來了解民族誌學者書寫的“論著”與田野地上進行“生活”文本的互動關係。 就以上Geertz帶出的議題討論，我將以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及九族文化村的文化詮釋建構，來探討學者們如何將部落的建築、祭儀、生活形態等“文本”給書寫記錄下來，甚至如何去選擇性的描述代表性的各部落文化知識。此外，當學者們將觀察記錄以另類的手法去呈現時，也就是以具體化的方式移植文本到特定的區域（我認為這塊特定區域的多重擺置，也是學者們的民族誌之一，如同十四個章節般的去闡述原住民多族群的生活文化，並且運用學術性的語言去描述它。），其跟部落的互動關係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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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體系之於邊緣個體的處境探究」﹣﹣﹣由《街角社會》及《學習勞動》觀之
頌恩：根源與路徑──從原住民文物館自主策展探討生產地方性的能動性
Works and lives我目前只能導讀準備第一章跟第六章，把葛茲主要概念帶出來。中間四章他所用四人的其人其文的討論，上課再講。
重點，我覺得葛茲在舉出這些大咖時，同時也在把他自己放入大咖中，其作品確立了一個話語領域獨領風騷一點都不怕感冒的境界，他也成了讓後人佩服的那個人(我相信他也早就在佩服自己)。
好吧上面可能不是重點。但葛茲透過描述作者/寫作者，做為寫作者的人類學者如何在那裏在這裡之間就寫出的作品來詮釋......我覺得這本作品短小精悍地敘說出他獨特卻又讓人猛點頭的觀感(很像輪流出現四大家的諷刺漫畫，放大變形卻又精準捕捉到位神韻)。讀來沒有很負擔，也被他的寫作風格逗弄到了，好得。
雅帆題目：從編織到安置－弔詭的完美
因為來自部落，訪談的戲碼中受訪者常常是我在扮演的角色。1、2個小時訪談結束時，基於「我有讀書」的影響因素之下(是這樣嗎？)，我總會以：「部分真實」的道理，提醒研究者不能以我說了算 。不要落入我的思維中去思考事件的道理，因為這是我的觀點，那研究者的觀點是什麼？這是必須自己去釐清的。每每說出這段完美的結語時，皆讓訪談者對我莫不肅然起敬。剎那間看到擁有權力不是僅有書寫者而已，受訪者不也是權力的展現嗎？
「任何論述越是井然有序就越發笨拙」這句話從我口中一出來時，竟讓我汗顏不已，當我開始「知道」需要謙卑時，我開始在想如沒有那一份優越，哪來的需要謙卑。
期末作業我想試著，用自我這來來去去、反反覆覆的反思中，詮釋我去如何看待「在地知識」的書寫層次。如何不避開那無法避免的自身文化，就如人類學家觀察微細這互動中的影響因素，雖然在剎那之間瞬息萬變，就是去尋找那隱約及稍縱即失的訊息。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細節，如賭博般，花小錢買的是夢想，花大錢時買的是擔心及害怕，一語道破人性的矛盾之處。
過去的人類學(特別是殖民時期的人類學)所面對的田野，只有當地語言跟人類學者得語言兩種而已，但處在全球化與後殖民處境的田野，語言也不只有互為他者語言的兩種，可能存在第三種、第四種，甚至更多種語言。除了語言之外，人類學者還面對文化轉譯的問題。然而，當代的人類學田野，不只存在著語言多元，其中譯文化的他者，也接受了外來宗教、經濟、政治種種因素，不僅語言、甚至文化翻譯都變得更加複雜。當代人類學田野早已無法以一種形象囊括，而是一個複雜、碎型、流動，同質與異質文化相互影響而不規律的田野。不管是Geertz詮釋人類學的文化闡釋或者Asad所提出的「文化翻譯」的概念，均是人類學家在變動的人類學世界裡所提出的因應策略，提醒人類學者的再現文本，如何不失客觀又不讓自己遊走在我行我素的表述內。試說明及比較前述學者在當代人類學田野中再現文化的策略，如果可以，請再舉例說明，例如在全球化、後殖民情境之下的部落/社區，從Geertz和Asad所說談的，你會如何運用他們所說的在地知識的詮釋，理解或探詢部落/社區在複雜的人類學田野中，可能的文化整體與意義結構(或者更殘忍的，可能無法是一個整體的文化)。
師齊
Geertz在works and lives一開頭便說民族誌是將陌生和雜亂的事實加以整理並歸入熟悉和有序的範疇，這是巫術，那是技術，這一錯覺被打破已經很久了。但是，它，究竟是什麼，則沒有如此清晰。Geertz一直沒有想要將民族誌是什麼的答案，給確立出來，反而認為與其探究答案，不如來探析人類學者在寫作時的情景是如何。透過作者跟文本的互動，來了解民族誌學者書寫的“論著”與田野地上進行“生活”文本的互動關係。
就以上Geertz帶出的議題討論，我將以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及九族文化村的文化詮釋建構，來探討學者們如何將部落的建築、祭儀、生活形態等“文本”給書寫記錄下來，甚至如何去選擇性的描述代表性的各部落文化知識。此外，當學者們將觀察記錄以另類的手法去呈現時，也就是以具體化的方式移植文本到特定的區域（我認為這塊特定區域的多重擺置，也是學者們的民族誌之一，如同十四個章節般的去闡述原住民多族群的生活文化，並且運用學術性的語言去描述它。），其跟部落的互動關係又是如何？
誰握有發言權？
我常常這樣認為。語言傳達的是場景的建構，音樂傳達的是氛圍的營造。如同自然界中，語言傳達的是山川平原，而音樂傳達的是多變的四季氣候。也如一對戀人，語言傳達的是口說的愛意，音樂卻會傳達眼神的詭譎。無論是語言或者音樂，對民族誌學者來說都是「重現他者」的工具。這個「他者」可以是對內自我的反思、情緒、評估、計算、下意識、精神層面的掂量，對外可以是眼見的事實、事務的定義、文化的詮釋或來自於「他者」觀點的再呈現。其中大部分都以語言的書寫為文本的載體，偶或加以照片、表格、繪畫等「視覺文本」輔助呈現。但當音樂作為「重現他者」的「聽覺文本」時，卻有著迴異於其他如「語言」、「視覺」兩種能夠呈現的「重現他者」的質地。如果James clifford所認為的「民族誌在使不熟悉被理解，超現實主義則是製造熟悉的陌生。」可以被當作是「聽覺文本」的一種功能或性質的解釋，二十世紀初，奧地利音樂家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所創作的，以中國古典詩為主要題材，合併聲樂與管弦樂交響曲的「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Erde），是其中一個應證。
只單憑一本德國詩人貝特格（Hans Bethge1876─1946）用德文翻譯的中國詩集「中國笛」（Die chinesische flote）為依據，沒有到過中國的馬勒花了兩年時間創作完成如今依舊被歌頌與演奏的「大地之歌」。但在其波瀾壯闊的交響樂聲中，筆者在下意識裡，積極的尋找一種聲音的「符號」，但遍尋不著。那是一種能夠召喚最底層記憶裡小橋溪流、枝葉扶疏、遼闊山川、遠處煙嵐等中國最基本印象的「符號」，它可以是一抹古箏的琶音，也可以是一個磬鐘的撞擊聲。除了第三樂章詮釋李白的「江南春懷」，序曲段有類似「陽明春曉」的中國五聲音階編曲外，很難在其他的樂章找到與中國文化相連結的蛛絲馬跡。無論是「達達主義」強調的無意義的文化反叛、「超現實主義」重視的文化的拼貼碎片，抑或是「後現代主義」所聚焦的不一致性，其實都回歸到一個最原始的根基，「誰握有發言權？」。
於是1993年，德國Enigma樂團在「Return-To Innocence」這首歌中，擷取了當年郭英男演唱「老人飲酒歌」現場錄音的原音，造成了世界轟動，更牽引啟發了往後十幾年「世界音樂」的型塑與流傳。其中，Enigma樂團是否真的了解郭英男唱的「阿美吟詠虛詞」，我是懷疑的，但我沒有「發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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