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學期修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大概理解一些現代性、後現代主義、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等概念。相對於比較關心文化與異文化他者的人類學研究，這一些概念指向著人類生活的社會變遷的脈絡，是一種大結構的視角與解讀，不太容易與少數的異文化族群產生共鳴。但是，現代國家與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對於共同存在於這一個世界的異文化他者的影響，卻是不曾中斷、且持續增強。例如最近的事件：秀林鄉的亞洲水泥礦場、蘭嶼的核廢料、台東的美麗灣開發等等事件。我嘗試思考：如果從被認為是邊緣、落後、異文化、未完成現代化發展的少數族群或原住民族來說，對現代化、後現代主義、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描述世界的學術論點，到底是被怎樣的描述？而實際遭遇的情況為何？這些描述世界變化的觀點對描述世界邊緣的族群上的影響，哪一些核心與結構是相通的？而共同關注的世界發展模式來說，還欠缺哪些溝通的視野與因素？而有關本期末報告，我不打算從理論的分析切入，我嘗試從不同年齡層的原住民對於這一些論點的理解、遭遇與感受，來重新與這一些理論對話。
自2009年年末起希臘經濟危機的徵兆開始浮現，原因是希臘遭高盛跨國金控公司的設計，國家面臨破產邊緣，葡萄牙和西班牙等財政體質較弱的國家無不擔憂成為下個攻擊目標；其後的希臘經濟改革方式則尋求從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得1680億美元的紓困基金，條件是必須對其經濟體質進行改造……頗有新自由主義的影子。一般認為新自由主義將對國家權力造成限縮，希臘經濟危機就是龐大的跨國企業狠狠修理國家的例子，使國家必須允諾跨國企業予取予求、進行掠奪。然而David Harvey提出「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以及類似的─Aiwah Ong提到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概念裡，國家似乎能夠擁有充分主權，並且預期能夠增強國家權力，李光耀所謂的亞洲發展模式意味著個人自由限縮、集體權力擴張。顯然在全球資本主義的重新配置下，新自由主義與國家權力的關係實際上是更為複雜，試以David Harvey與Aiwah Ong的觀點，討論新自由主義與國家權力的交織關係(並帶入台灣的例子進行)。李建霖
全球化下資本的流動使得都市已經成了一個全球化的空間，而在文化、政治、經濟各層面均產生的重大改變。然而，香港在此全球化的浪潮下，同時亦處於殖民地與回歸中國之歷史背景中，其人口是由難民、僑民、被殖民者所組成，其發展是在借來、過渡的空間進行，故其變動更是明顯，不僅歷經了文化的湮沒與再生，亦遭遇了身分認同之危機，公民身分的概念不斷地遭受腐蝕。Aihwa Ong在「彈性公民權」（flexible citizenship）一書中，乃以對海外華人菁英的研究，認為多重護照持有者體現了由於政治動盪、遷徙、改變中的全球市場所造成的國家制定身分以及個人身份的分裂。藉此彈性公民的概念出發，探討香港人民在前述受到中國受難的記憶驅動，以及被殖民與回歸中國的情境形塑下，是如何在現今全球化中形成其彈性身分？籃健銘
孝宏的題目本學期對於全球化的討論經常著重在跨國、移動或政治經濟等層面的探討，所探討的面向主要是國族疆界層面的跨越或移動。而對於國家內部不同區域受到外部的影響仍在處在「都市化」或者城鄉差異的簡單的概念或二分法。國家內部不同區域的人們在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進行移動，從數量來看是逐漸地往城市聚集，但是移居者的身份與生活連結並非絕對地與原居地斷裂，而是有更複雜的關係。這種移居者移動後具有不同區域與層級的(家族)身份、地方的記憶與認同之外，移居者多樣的地方與家族關係連帶展現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也展現在政治經濟的層面。這些地方的移居與身份的轉變除了導致個人會有不同的「家」與「親友」，也牽連到不同的政治經濟上的操作。這種「多重的身份」與「家」展現在移居地方的生活計算與政治經濟操作。本研究將探討移居者在多重地方與親族關係如何在全球政治經濟與市場的影響下進行與運作？
David Harvey，在《後現代的狀況》中，描述1972年前後，文化實踐與政治經濟實踐中出現劇烈的變化，這與人們體驗空間和時間的新主導方式有關，後現代主義文化形式的崛起，更加靈活的資本積累方式，與資本主義體制中新的時空壓縮有必然的關係。《新自由主義簡史》則陳述1978年，中國經濟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向自由化的轉變道路上邁出了重要步伐。1979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下令限制工會力量並終止國家持續十年之久的滯漲。1980年，雷根當選美國總統，則通過一系列特殊政策為金融和產業鬆綁，將美國帶上了一條復蘇經濟的道路。回應，David Harvey從政治經濟與文化實踐結合，進而分析新自由主義思維所導致的國家治理型態的觀點。試著「以台灣作為方法」，首先，針對1970-1972年的台灣，以David Harvey所定義的後現代，分析當時政治經濟與文化實踐的意義為何，台灣是否有後現代?其次，2008-2010年的台灣，是否符合自由主義國家(The Neoliberal State)的概念?最後，在這種資本主義體制的大命題之下，除了必然的關係之外，台灣可能還呈現那些不同的面貌?
【明季的題目】為了解決日益嚴重的溫室效應問題，1997年12月來自全球大約150國的代表齊聚日本京都，制定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京都議定書》（簡稱《京都議定書》），2001年為落實《京都議定書》，碳交易制度被制定出來，並於2005年開始執行至今日。然而打著解決地球暖化問題的碳交易制度，卻不折不扣是新自由主義霸權下的產物。新自由主義的文化邏輯是如何運作在看似非市場的領域建立市場？並如何建立與穩固其運作的意識形態？全球化跨越了民族國家的疆界，但新自由主義與國家的關係，在全球資本主義的重新配置下，實際上變得更為複雜。地方與離散族群在此背景下似乎有某種結構性的限制，但似乎又可能有某種的能動性產生。產生這些限制與能動性的文化邏輯是什麼？試論述之。
美玲的題目近年來，“全球化”(globalization)議題已普遍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也成為國內理論界討論的熱門話題。關於全球化的討論涉及諸多不同的問題，然而全球化背景下主權國家的地位及發展前景一直是經常被討論的全球化問題之一。從近代以來一直處於權力核心地位、處於國際法主角地位的主權國家似乎已在全球化背景下逐步削弱，美國儼然已成為一個超國家、超地域的全球化政府或統治機制(govemance)成為世界範圍的權力中心，履行過去由主權國家履行的大多數職能，試問這種超國家權力的來源及合法性依據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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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學期修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大概理解一些現代性、後現代主義、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等概念。相對於比較關心文化與異文化他者的人類學研究，這一些概念指向著人類生活的社會變遷的脈絡，是一種大結構的視角與解讀，不太容易與少數的異文化族群產生共鳴。但是，現代國家與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對於共同存在於這一個世界的異文化他者的影響，卻是不曾中斷、且持續增強。例如最近的事件：秀林鄉的亞洲水泥礦場、蘭嶼的核廢料、台東的美麗灣開發等等事件。
我嘗試思考：如果從被認為是邊緣、落後、異文化、未完成現代化發展的少數族群或原住民族來說，對現代化、後現代主義、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描述世界的學術論點，到底是被怎樣的描述？而實際遭遇的情況為何？這些描述世界變化的觀點對描述世界邊緣的族群上的影響，哪一些核心與結構是相通的？而共同關注的世界發展模式來說，還欠缺哪些溝通的視野與因素？
而有關本期末報告，我不打算從理論的分析切入，我嘗試從不同年齡層的原住民對於這一些論點的理解、遭遇與感受，來重新與這一些理論對話。
自2009年年末起希臘經濟危機的徵兆開始浮現，原因是希臘遭高盛跨國金控公司的設計，國家面臨破產邊緣，葡萄牙和西班牙等財政體質較弱的國家無不擔憂成為下個攻擊目標；其後的希臘經濟改革方式則尋求從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得1680億美元的紓困基金，條件是必須對其經濟體質進行改造……頗有新自由主義的影子。一般認為新自由主義將對國家權力造成限縮，希臘經濟危機就是龐大的跨國企業狠狠修理國家的例子，使國家必須允諾跨國企業予取予求、進行掠奪。然而David Harvey提出「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以及類似的─Aiwah Ong提到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概念裡，國家似乎能夠擁有充分主權，並且預期能夠增強國家權力，李光耀所謂的亞洲發展模式意味著個人自由限縮、集體權力擴張。顯然在全球資本主義的重新配置下，新自由主義與國家權力的關係實際上是更為複雜，試以David Harvey與Aiwah Ong的觀點，討論新自由主義與國家權力的交織關係(並帶入台灣的例子進行)。
李建霖
全球化下資本的流動使得都市已經成了一個全球化的空間，而在文化、政治、經濟各層面均產生的重大改變。然而，香港在此全球化的浪潮下，同時亦處於殖民地與回歸中國之歷史背景中，其人口是由難民、僑民、被殖民者所組成，其發展是在借來、過渡的空間進行，故其變動更是明顯，不僅歷經了文化的湮沒與再生，亦遭遇了身分認同之危機，公民身分的概念不斷地遭受腐蝕。Aihwa Ong在「彈性公民權」（flexible citizenship）一書中，乃以對海外華人菁英的研究，認為多重護照持有者體現了由於政治動盪、遷徙、改變中的全球市場所造成的國家制定身分以及個人身份的分裂。藉此彈性公民的概念出發，探討香港人民在前述受到中國受難的記憶驅動，以及被殖民與回歸中國的情境形塑下，是如何在現今全球化中形成其彈性身分？
籃健銘
孝宏的題目
本學期對於全球化的討論經常著重在跨國、移動或政治經濟等層面的探討，所探討的面向主要是國族疆界層面的跨越或移動。而對於國家內部不同區域受到外部的影響仍在處在「都市化」或者城鄉差異的簡單的概念或二分法。國家內部不同區域的人們在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進行移動，從數量來看是逐漸地往城市聚集，但是移居者的身份與生活連結並非絕對地與原居地斷裂，而是有更複雜的關係。
這種移居者移動後具有不同區域與層級的(家族)身份、地方的記憶與認同之外，移居者多樣的地方與家族關係連帶展現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也展現在政治經濟的層面。這些地方的移居與身份的轉變除了導致個人會有不同的「家」與「親友」，也牽連到不同的政治經濟上的操作。這種「多重的身份」與「家」展現在移居地方的生活計算與政治經濟操作。本研究將探討移居者在多重地方與親族關係如何在全球政治經濟與市場的影響下進行與運作？
David Harvey，在《後現代的狀況》中，描述1972年前後，文化實踐與政治經濟實踐中出現劇烈的變化，這與人們體驗空間和時間的新主導方式有關，後現代主義文化形式的崛起，更加靈活的資本積累方式，與資本主義體制中新的時空壓縮有必然的關係。《新自由主義簡史》則陳述1978年，中國經濟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向自由化的轉變道路上邁出了重要步伐。1979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下令限制工會力量並終止國家持續十年之久的滯漲。1980年，雷根當選美國總統，則通過一系列特殊政策為金融和產業鬆綁，將美國帶上了一條復蘇經濟的道路。
回應，David Harvey從政治經濟與文化實踐結合，進而分析新自由主義思維所導致的國家治理型態的觀點。試著「以台灣作為方法」，首先，針對1970-1972年的台灣，以David Harvey所定義的後現代，分析當時政治經濟與文化實踐的意義為何，台灣是否有後現代?其次，2008-2010年的台灣，是否符合自由主義國家(The Neoliberal State)的概念?最後，在這種資本主義體制的大命題之下，除了必然的關係之外，台灣可能還呈現那些不同的面貌?
【明季的題目】
為了解決日益嚴重的溫室效應問題，1997年12月來自全球大約150國的代表齊聚日本京都，制定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京都議定書》（簡稱《京都議定書》），2001年為落實《京都議定書》，碳交易制度被制定出來，並於2005年開始執行至今日。然而打著解決地球暖化問題的碳交易制度，卻不折不扣是新自由主義霸權下的產物。新自由主義的文化邏輯是如何運作在看似非市場的領域建立市場？並如何建立與穩固其運作的意識形態？全球化跨越了民族國家的疆界，但新自由主義與國家的關係，在全球資本主義的重新配置下，實際上變得更為複雜。地方與離散族群在此背景下似乎有某種結構性的限制，但似乎又可能有某種的能動性產生。產生這些限制與能動性的文化邏輯是什麼？試論述之。
美玲的題目
近年來，“全球化”(globalization)議題已普遍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也成為國內理論界討論的熱門話題。關於全球化的討論涉及諸多不同的問題，然而全球化背景下主權國家的地位及發展前景一直是經常被討論的全球化問題之一。從近代以來一直處於權力核心地位、處於國際法主角地位的主權國家似乎已在全球化背景下逐步削弱，美國儼然已成為一個超國家、超地域的全球化政府或統治機制(govemance)成為世界範圍的權力中心，履行過去由主權國家履行的大多數職能，試問這種超國家權力的來源及合法性依據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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