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ek6--地方知識

想像一個場景：你如何向一位來自迥然不同文化的朋友介紹什麼是棒球？什麼是投手、全壘打、盜壘、犧牲觸擊、強迫取分，甚至防禦率、自責分、不死三振等專業術語？在這絞盡腦汁說明遊戲規則的處境中，介紹者突然發現，表明日常生活習以為常的一項球類運動，話語竟變得生澀而欠缺條理。該先說明棒球場地和四個壘包呢？還是攻守兩隊球員位置與球賽任務？或是三好球出局、四壞球保送等核心規則？如果這位朋友仍有興趣的話（或者你的口才確實不錯），介紹者才能稍稍寬心，接著陳述更為細節的攻防戰術和得分要領。

「那麼，這項運動有什麼樂趣呢？」當朋友如此詢問時，介紹者面臨的不再是棒球手套、球棒或比賽細節與規則的說明，而是棒球作為一項整體的球類運動，如何令人在不同的戰況中屏息、禱告、沮喪或欣喜若狂地投入。介紹者究竟該如何表達扣人心弦的分數拉鋸、逆轉勝的快感等比賽過程，或是電子看板廣告激發的群眾熱情、球賽中場歌曲帶來集體式的傳統認同，甚至涉及賭盤讓分、下注賠率等博弈知識與計算心理。又或者，棒球運動如何成為文化中個體生活的一部份？甚至通過修辭，轉喻為一項人生寓意，猶如饒舌歌詞「就在青春的九局下半」、小說書名「愛情兩好三壞」，或日本「直球對決」的男子氣概。

詮釋人類學家Clifford Geertz生前在普林斯頓大學上課時，經常以上述情境作為文化詮釋之範例。Geertz以為，棒球猶如我們身處的文化情境（一如峇里島的鬥雞活動！），元素（棒球）與整體（球賽）之間來回的理解，成就了「詮釋循環」的核心概念，而非依賴其中的一方達成「何謂棒球」的說明。由是，在上述棒球的「譯文化」情境示例中，涉及了異文化的語言轉譯（說明者必須以對方可以理解的語彙來解釋「什麼是棒球？」）、文化內容的描述（棒球怎麼玩？），以及整體文化的習得與浸納（何以棒球使人著迷？）。

用一種人類學觀點來說，這正是上一世紀現代人類學所崛起的使命：藉由地方知識的描繪、社會行動的說明、文化的形塑與感知等三項目標，共同完成人類學對於文化脈絡中行為意義的理解與闡明。文化脈絡下的在地知識一方面作為人的行為活動（儀式、衝突、展演、經濟交換、甚至日常生活中無意識的舉止）的意義基礎，二方面則再現該文化與其他文化不同的獨特性。依此，文化脈絡是一個傳遞意義的象徵體系，同時透過一種繼承概念的操作習得，助使人們形塑且持續發展有關生命態度之知識。而人類學正是提供一種理解途徑，即作為異文化處境的在地翻譯，致使人們得以理解個人或群體行動在他者與我們自身文化脈絡下的相對意義。由是，詮釋人類學主張文化的意義是銘刻的、交由詮釋而尋獲的，而非與生俱來的。

Week5-Cultural Translation in a Global Content

今日的全球化論述突顯了當前人類學知識生產所遭逢進退兩難的窘境：一方是傳統研究對象的臉譜逐漸模糊（或許他者從未消失，但是這類的人類學調查卻與現代知識體系愈來愈無法對話），另一方卻是既有的立論基礎和調查技術仍無法掌握新興的研究主題。相較於上一世紀前半期民族誌的研究戲法（ethnographic magic），詮釋人類學的修辭轉向開拓出不同的研究範式和主題，包括從方法論轉為本體論考量的田野工作技藝、自我批判的反思性、民族誌書寫實踐和職權、隱而未顯的寓言式意涵，或是藉自文學修辭揭露文化文本中原先認為微不足道的複雜認識，並且通過超現實主義的並置方式，得以同時達成當代人類學作為一學科訓練，身處於改變中的全球世界體系之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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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4--民族誌文本詮釋 vs. （歷史文本詮釋之）新文化史

18世紀法國農村生活版本的《大野狼與小紅帽》故事中，無辜善良的小紅帽——即便前往奶奶家的路上遇到大野狼的詢問仍誠實以對——沒有做錯任何事卻遭受大野狼的吞食，成為野蠻森林中的犧牲者。故事內容越過象徵的表達語法，不帶任何「禁忌的密碼」，直接陳述了食人細節和性的裸露，並且藉由這種赤裸殘酷的方式，直接給出「與危險的狼保持距離」之警告。這類的民間故事直接傳遞了此一生活世界的樣態，並且提供一項「處世的策略」。Darnton以為「法國民間故事不說教，也不歸納道德命題，而是展露這個世界的無情與危險」。然而，當這類的口傳民間故事成為法國沙龍聚會的社交內容時，這些「祖母的軀體被大野狼一片片割下來，並且交予小紅帽食用」的情節內容已不復見——小紅帽改版為「皆大歡喜」的結局主題。於是，在小紅帽死裡逃生的版本裡，主角人物不再是前述版本中的純真無辜，而是學會如何以詭計耍詐的才能來換得生存，或是「裝傻以便操縱殘忍無道卻容易上當的世界於股掌之間」。

這些人物的通性不只是狡猾，而且弱小，他們的對手則是力大無比，卻也蠢不可及。詭計作風總是設陷阱，讓小人物以小搏大，讓窮人以窮抗富，讓享受不到特權的人以弱敵強。用這種方式營構故事，而且不做顯而易見的社會評論。

Darnton以為，這種詭計作風表達了一種與「無情的社會打交道」的處世方法，並且吸納為法國精神意象：法國「稱頌騙徒 [相較於德國版本頌揚正直] ，視其為一個社會類型，並且暗示以詭計作風為一種生活方式將得道得福，一如在冷酷無常的世界上的任何事情」。於是，Darnton以18 世紀巴黎的印刷廠工人，在狂歡節時屠殺貓作為該著作的主題，闡述了這群工人如何藉由節慶的儀式性顛倒常規，非常態式的恣情放縱中，以諷刺來達到羞辱（資產階級老闆）的娛樂方式。無疑地，這是一種Clifford Geertz的「深描」練習：以貓在特定文化下的巫術魔法、性的象徵意涵（諷喻戴綠帽的丈夫），同時又是當時資產階級的寵物等三項影射，巧妙（或者詭計）地將貓轉喻為印刷廠老闆的妻子，「彷如她是在叫囂、廝殺、姦淫同台演出的野貓夜會場合中發情的母貓」。結果是，在這場「無法無天卻又歡天喜地」的屠貓審判中，工人們意念式地強暴了印刷廠老闆娘，因此使得駑鈍的老闆「淪為喜劇人物中戴綠帽丈夫的樣板角色」，並且安然無恙地全身而退，閃避所有可能抵觸的社會規範以及因此帶來的懲罰——「印刷工人知道怎麼笑，那是他們的唯一的專長」。

Week 3--Geertz's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在越戰期間（涵蓋了葛茲自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此一階段），美國人類學界出現許多理論思維，其中包括法國結構主義（Claude Lévi-Strauss）、認知人類學（Stephen Tyler）、文化物質研究（Roy Rappaport）、新馬克思主義（Eric Wolf）、經驗人類學（Victor Turner），或是Edmund Leach的文化與溝通、Rodney Needham的語言與經驗、Schneider的親屬制度、Marshall Sahlins的結構與結合等主題研究，以及葛茲自文學、哲學、語言分析中，延伸至探討行動意義的詮釋人類學。其他課題尚有女性主義、反帝國主義、原住民權利、詮釋學與現象學、後結構主義等，並且接著（以一種預期且無可避免的方式）開始細分為更小的學科分支：醫療人類學、心理人類學、女性主義人類學、經濟人類學、象徵人類學、視覺人類學，或是有關工作、教育、法律、意識的人類學研究，以及民族歷史學、民族哲學、民族語言學、民族音樂學等。這也是為什麼葛茲並不滿意詮釋人類學被授予「象徵人類學」稱謂的微妙心態：他所認知的象徵人類學，如同經濟人類學、政治人類學或宗教人類學一般，作為一項學科分支或特長，而非視為一門學科訓練的根本批判——葛茲認為詮釋人類學是一項人類學知識生產（to make of anthropology）的詮釋學訓練，作為分析意義時的核心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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