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週課程：文化的內捲 / 內捲的文化

出席情形：博士生：3人（男2人 女1人）；碩士生：19人（男6人　女13人）





課程內容︰
文化的內捲 / 內捲的文化︰Clifford Geertz, 1963,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本書中文譯名定調為《農業的內在變化》

◎什麼是「Involution」？在這本著作中，我翻譯為「內在變化」。Geertz借用美國人類學家Alexander Goldenweiser的說法，是一種內在複雜過程：「在一致性中的變數，在單調中的精湛性」。

◎文化與自然學說上的兩種紛爭：人文地理學（anthropogeography）和機會主義（possiblism）。人文地理學認為人類的文化來自於環境的形塑，而機會主義則認為地理環境並非形塑人類文化，卻是限制了人類的發展。Geertz認為這兩個觀點都不盡然對，這兩個觀點的大前提都是將人類的工作與大自然過程分為「文化」與「環境」，然後視它們為獨立的變因，並且如何影響對方。這是後來「文化生態學」的協調看法：把整個人類社會看成是一種基本生物現象，並將生態學的概念應用於人類社會之上。

◎兩種類型的耕作模式：燒墾（swidden）和灌溉（sawah）。燒墾的特色是一個封閉式的結構，能維持大自然的體系同時發展出新的作物。以土地來說，越少人力的干涉它的多樣性（diversity index）就越高，而當精緻農業投入後土地的多樣性則會降低。然而在人口增加之後，燒墾就會出現一些問題，比如過早再利用、過度種植等造成土地的復原速度變慢。但是有時這種過度耕種卻來自歷史文化：Iban（婆羅洲上某一獵人頭族群）戰士的英勇戰績來自於資然資源的掠奪，造成周圍土地的過度利用——文化、社會、心理層面的變數，與環境之於人類適應的穩定度是一樣重要的。（所以說，並非只要是「原住民」，便天生就比較會跟大自然相處，而是來自於該族群歷史、文化甚至心理層面上對於「自然」概念的相處方式。）

◎而灌溉的特色則是人工的、極限利用、開放而持續的耕作方式，其重點在於水源的利用。理論上，人口增加導致耕地的範圍必須擴展。然而某些地方卻朝相反的方向變遷：增加人力／工作量，使一期耕作增加為二期耕作，以增加農產。這是生態體系的特色：只要生態體系不至於瓦解，那麼逐漸降低的個人生產量會以勞動力作為彌補；人們寧願增加引水技術而非尋找新水源。這是灌溉系統的優點，寧可在已有灌溉設施的土地工作，也不願冒風險開闢新的水田。

◎建立在1602年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被視為是處理亞洲商品與歐洲貿易勢力的自主性貿易聯盟，然而卻不是一個純粹商業的活動，而是政治擴張下的商業發展（「trade follows the flags」）。荷蘭東印度公司進駐印尼群島之後，引進許多種植，並且引進固定種植技術，導致爪哇島農夫耕種習性，也影響整個印尼的生態模式。其中，當時總督要求在農民土地賦稅：個人土地的五分之一面積上，耕種國有出口作物，或是一年中安排六十六天要在國有土地工作。此種做法「少了土地稅，卻多了稅收」。如是耕作體系有三種決定性意義：一為「內島」與「外島」耕種樣式愈走向不同方式；二是資本密集或勞力密集的走向都趨向穩定；三是最重要地，它阻止了Java農夫與紳士階級原先受西方大規模滲透之後極易改變的農業現代化。（當然，傳統的Java農業仍受到耕作機制的衝擊。）

◎耕作系統（culture system）：一年一作的農作在梯田稻作區（sawah），傾向於社區團體關係，農作是互惠性分享；一年多作的作物區，農民則是獨立型各自發展，先發制人地搶奪土地。就耕作物（蔗糖與咖啡）習性來看，蔗糖在一年一作區的sawah，需要如同水稻的灌溉環境；咖啡則傾向高原環境，不需要灌溉，但需要相對較多的經常性勞力，所以耕作於「廢土區」（waste land）。於是稅收方式是蔗糖以村落的單位面積來計算，而咖啡則以每一戶家庭必須照顧幾棵咖啡樹作為計算方式。原本照這種發展，我們以為蔗糖會被整合於梯田稻作區成為農民耕作的出口作物，而咖啡則被排除於農村農業，而變成是國有土地作物。然而卻不然，在殖民時期的最後30年中，60%的咖啡產量來自於個體戶（幾乎全來自「外島區」），而95%的蔗糖產量來自荷蘭殖民國的國有土地上。

糖→1/5（村莊土地）→整合梯田水稻（村民作物）→→結果是60%咖啡（個體戶土地的1/5面積耕作）
咖啡→66天（個人照顧）→國有土地作物→→ 結果卻是95%蔗糖（而非咖啡）來自國有sawah土地

◎要回答這個弔詭，必須考量團體合作型（mutualistic）與單打獨鬥型（exclusivistic）耕作的關係。在團體合作型關係下，梯田愈多愈好的灌概區，蔗糖收入愈好，水稻產量也愈好，導致投入的在地人力也愈多（其中來自於季節性移動的無產階級人力）；這使得徵收愈多土地與勞力，亦即擴張梯田面積，就有更多產量。對殖民政府而言，徵收更多土地，蔗糖產量便愈多（而相對所需人力也愈多）。根據理論，農民對較大整體經濟（即蔗糖的出口產量）的態度是消極的。然而當這項純粹以統計產量作為依據的徵收方式，對農民而言，無疑是項吸引人的安排——這種徵收方式單純提供耕作者更多土地和時間在同一塊土地上耕作自己的水稻。（另外，人口的增加一開始與水耕區的密集耕作與擴展作對稱，但到最後卻並非如此。SELF:這是第五章有關1930年代工廠資本化配置，以及制定農地耕作土地法律，透過國有化和長期租賃方式。）

◎咖啡的種植相較並不需要大量勞工和巨大的波動性；這樣的系統莊園土地自然地導致交給沒有農地的人去種植。到殖民末期，咖啡與蔗糖的差異已經固定：蔗糖區沒有固定工人，都是臨時雇工；而咖啡的土地上則交由當地莊園所提供房屋住宿的苦力所種植。自1830年起，蔗糖與咖啡的產量亦有不同呈現：咖啡的成長來自於殖民國的勞工服務政策，但卻缺乏技術上的改進，產量並沒有隨著徵收邊緣土地，增加咖啡樹的數量而相對提高，而是到達頂點之後的振盪；相反地，蔗糖反而因為灌溉系統的改進而持續提高產量。

◎有關研究者處理歷史資料的研究程序，過去的研究是先看到現在圖像，繼而收集統計資料，如果穩定，就可以推論這情況如何從過去產生出來；但若不穩定，便說這是意外或偶爾。然而依照這種研究範式，便不會看到咖啡振盪的例子。Geertz以為正好相反——歷史研究不是從現在用邏輯推論過去。

先寫到這兒，有點累了（2009.10.13）；以下10.15補充

◎1870年，荷蘭殖民國制定農業耕種土地法律「所有的未耕作的廢土都是不可奪取的國家財產」，藉此讓私人耕作的想法可以透過將這些土地長期以租賃的形式來實現。（SELF:像台灣的「土地放領」？）同時法律也禁止將農村土地轉移給外國人，確保這些土地使用規章可以系統地將數以百萬計的小地主結合起來，用長期租賃的方式作為商業用途的耕種。這項立法最直接受益的是當初受耕作系統所創造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私人耕殖者。特別是在糖業，從1870年佔9%至20年後的97%。到1900年，由公司所替代原先的國家重商主義已經幾乎完成，舉例來說，由威廉一世於1824年所建立的運輸公司，原先是阻止英國貿易船商去主宰遠東地區，並且將印尼的商品運回荷蘭。到了後來，這個運輸公司已經轉變成為私人投資公司──一半的銀行資本，一半的耕作者的資本。到了1915，這個運輸公司擁有16個製糖工廠，同時對其他22個的工廠亦具影響性的控制力。按Geertz的說法，這時期（即耕作體系時期）愈來愈多的獨立耕作者傾垮，而被整合於大型的商業公司。同時各銀行彼此之間所建立的網絡所投資的耕作產項已超越了原先糖和咖啡，並且擴展至（外印尼地區），他們建立起鐵路與灌溉工程，以及一般性的農－工業結構。

◎這些結構上的變化對農夫而言，大致上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在戰後革命之後，有許多上了年紀的印尼耕作者甚至傾向當初殖民時期的制度。用糖業來說明，在1930年代以前，糖一直是印尼最重要的出口作物，並且持續它與水稻耕作的共同關係。但當蔗糖不再是在政府命令之下栽種在農村土地上，或是在廢土區上栽種，如今地區已經到處栽種蔗糖，另一種租賃土地的系統被發展來獲取梯田。村莊有時候甚至樂意與莊園簽定21.5年的租賃契約。這些莊園將農村的梯田灌溉區1/3的種植甘蔗。蔗糖的種植大約在這些土地上種上一個月，然後交回給地主十八個月。另一個三分之一則是全部繼續種植蔗糖。見圖p88。所以大約有二分之一的土地種植糖業，三年作一循環。在這複雜的土地栽種分配之外，工廠（mill）也是一項種要的配置。這是高度資本化的工廠，但同時需要在某季節性的密集勞力。在1930，有關於糖的栽種使用了超過八十萬的雇工，這同時有180座工廠，平均每一間工廠有4000-5000人的雇工。

◎Geertz以為印尼當初的蔗糖耕作不同於其它地區，比方說Jamaica糖業是在於奴隸的進口勞力上；Puerto Rica則將勞動力降低為無產階級。但是相較之下，Java的勞工一方面是農夫，另一方面同時是個苦力，持續是一個擁有家戶的農夫，這同時他又是工業的雇工。Geertz的說法是「一腳在梯田上頭，另一腳在工廠」。要維持這雙重的身分，莊園不只要通過土地租賃去適應農村以及其它藉由在倫理上的殖民政府去推行當地保護措施，同時，農村也要去適應莊園。所謂的「適應」（adaptation）正又是另一個「內在變化」（involutional）──農村的基本生活模式維持下來，同時也需調適高資本主義所影響下的制度與操作。在土地租賃、穀物耕作、工作組織，以及較為間接的社會結構下，「農村是作為結晶模式下的褶邊」，農村所面對的是人口的持續成長，金融的成長，愈來愈依賴於市場，為數眾多勞工的組織，以及與政府官僚制度的接觸，而不是藉由終止傳統模式，以進入一個個人式的農村無產勞力的社會狀態，也不是藉由一種變質而轉變為現代商業農村社區。

◎其它作物在水稻區的耕作，並沒有改變它的基本結構，它使得耕作區變得更加辛苦，這同時正好配合著人口的成長。同時在蔗糖區，隨著村落土地外圍先佔的增加，勞工的增長正好進入一個高密度生產的體系。於是水稻區每一單位土地面積與整個梯田灌溉區的比例自1888至1928之間的比例始終不變。這種內在變化的過程同樣奇特地應用在分配上，「一種沒有改變的改變」。隨著人口持續穩定成長，農作生長也增加，農民面對政府官僚制度愈趨頻繁…技術影響農作生產結構，因技術成長使得多餘人力留在原地工作，哪兒也沒有去。此即「內捲（或內在變化）」。在人口以及有限資源的壓力下，社會並沒有分叉出去，如同許多開發中國家那樣，一方面形成一組大地主；另一方面形成一組「受壓抑階級」（near-surfs）。相反地，它維持了一個相對高的社會與經濟同質性。──這是藉由去區分經濟為好幾塊區塊──稱之為「分享的貧乏」（shared poverty）。這種方式不是去區分出哪個社會經濟區塊仍保有農村生活，或是已經完全不能保有農村生活，而是「剛好足夠」與「還不夠」的差別。

◎另一特色是有關土地工作的情境。在愈多人共同投入一塊土地所分享的共同分擔也就愈少。在糖業，這是例外，因為村民被迫投入更多勞動力，這使得每人所分配的生產量，以大規模來說，並沒有下降。這種生產量的分配散發，似乎不是透過私人控制，而是通過勞工關係係其傳統體系的精心安排與擴張。這種分享式作物允許了每一個案例都是特殊的例子──它與個人的契約中的獨特環境有關，但同時它又允許一般類型中的確實性。Geertz以為這是作為的不變性中的彈性。地主與土地租賃者可以理出一個土地投入的責任，可以調整產量的分配。（這些都是所謂的「不變中的彈性」。）農業生產過程的內在變化是由鄉村家庭生活、社會階層、政治組織、宗教實踐以及民俗文化價值體系等相似的「內捲化」所搭配與支持。

◎1878-1942年間日本農業的勞動力從80％下降至40％；但是Java在1930從未降於65％。有一個滿意的解釋是，兩個文明過程中所涉及整體的經濟、政治與文化歷史的問題。Java在1870-1940年間將其人口的增加（3千萬）吸收在後傳統農村社會體系中。相較之下，日本在一百年間，人口增加二點五倍，但在農業工作的人口數卻相當維持不變。也就是他們將增加的人口吸收在非農業的活動上（即在都會區）。日本農業受較佳的技術進步，每一個農業工作者所增產的量為236％；相對的，Java幾乎完全沒有增加。日本的農村農業與國內當時所擴張的製造體系成為一種互補的狀態；相較之下，Java的農村農業與國外經營下的擴張土壤工業結構成為互補。於是當日本勞動生產量在一個密集資本地區增加時，它同時在密集勞工地區增加；相較，勞動生產在Java的資本密集地區增加時，它在勞動密集地區卻維持不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