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是差異中的尋找--去思考一個社會群體怎樣建構自己的旅遊凝視,是理解“正常社會”中發生著什麼的一個絕妙途徑。我們可以通過強調旅遊的典型形式,利用差異的事實去質疑“正常世界” (Urry,2009:3)。遊客的凝視是在建構怎麼樣的現象,如何在其中尋找自身的定位,而旅遊只是一個媒介,從脫離自身所熟悉的地方到另一個不熟悉的地點去尋找熟悉的想像投射,進而再理解這個虛擬的真實世界。 一個人如果不“離家旅遊”就如同沒有汽車和美宅一樣。旅遊是現代社會的地位標誌(the marker of status),而且也被視為是有益身體健康的(ibid:6)。是故,離開是旅遊必須先做的一個決定,不管如何沒有離開熟悉的地方而從事的都不是旅遊。脫離熟悉的必然性,是旅遊的重要特徵。
旅行是具有階級概念的--古典的旅行概念並不是存在於各種階級之中,在17世紀末,“大旅行”(the Grand Tour,又譯為“壯遊”)在貴族和上流社會子弟中已經成為一種慣例;18世紀晚期,則在中產階級子弟中成為慣例。(ibid:6-7)19世紀以前,上層階段以外的人很少會出於與工作或生意無關的原因而去別的地方旅行,去觀看各種事物。出於與工作或生意無關的原因而去旅行正是現代社會大眾旅遊的主要特徵,也就是說,在大部分時間裡,大多數人去別的地方旅行,去凝視這個地方,在這個地戶停留,其原因都與工作無關。(ibid:7-8)
觀光旅遊在現今社會裡已經成了身分地位的表徵,也被認為是健康生活的必需品(edited by Feifer,1985:224),現代生活的構成因素之一就是感受旅遊與度假的必要性,人們要是不出外旅遊,其社會地位就會降低,因為出國旅遊是社會地位的重要指標之一(p26),佛里曼的《世界是平的》傅可恩教授批判這是針對有能力出國的有錢人來說,隨意「移動」到想去的地方,對他們而言是輕而易舉;反觀三餐不繼、無額外消費能力的群體,這些「移動」卻使他們陷入心有餘而力不足之窘境。近十年流行的談話性節目如雨後春筍般的林立,我曾經看過由吳淡如作家與謝震武律師主持的節目,那次剛好談到藝人出國的經驗,一幕畫面是崔佩儀拿出她兒子的passport,小小五歲的年紀,已經擁有第五本新護照,其母親臉上流露驕傲神情、高亢語調最令我印象深刻,相當符合佛里曼《世界是平的》之涵意。 本文也提及觀光凝視對象的品味差異與替換速度之不斷翻新,形成一個錯綜複雜且變化無常的階級系統,李明聰教授問的題目是「何以以日韓偶像劇的拍攝地點當作旅遊景頭的噱頭,其表現並無理想中的亮眼成績?」我的感覺是現實世界與理想境地有其差距隔閡,唯美浪漫不是不可能,而是嬌柔造作是不長久且終究幻滅解體灰飛煙滅,雖處於凝視的歷史鏡頭底下的真實卻是不真實的,欲捕捉真實,卻發現自己與透過鏡頭呈現之夢幻意境早已擦身而過至足跡不曾駐留,所以,書寫至此可知我是一位現實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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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客的凝視
關於凝視觀光這件事似乎儼然已成為『並非必要』快樂來源的一種生產方式,隨著時間、空間與文化流動其意義與行為建構將由所看與被看的對象而定。如此說來,觀光產物設計主題來源?以及有哪些專家來設計與發展?好讓所謂的觀光客能順利進行關於凝視的活動就顯得重要與特殊。如同(觀光客的凝視)中提及:「換句話說,思索社會主體究竟以何種方式來建構屬於他們的『觀光凝視』」應該是個弄懂所謂『正常社會』之內部運作的好方法」(p.21)。在這裡將視「正常」、「偏差行為」(deviance)等相對觀點為覺知重點。
另一個關於人們在工作之餘所選擇的度假行動-觀光旅遊」(tourism),也成了社會實踐的一種「必備特性」(minimal characteristics),為了實現來自人們對「白日夢或幻想」的期盼,而這種期盼含有強烈愉悅感是由電影、電視、文學、雜誌、錄音帶以及錄影帶等傳播工具所維持及強化。而「景色客體化(objectified)」在此也佔有一席之地,即藉助照片、明信片、影片或模型等產業化將他們捕捉起來並販售之。如此一來,「觀光客便可以無限次的複製與重新取得他們所凝視的對象」(P.23)在擁有無限次強烈愉悅的滿足後,直到下一回「…在有生之年為了某個基本上與工作無關的理由而遠行去『看』某個地方甚至在那裡待上個幾天」。那真是一種尊敬、感謝與令人想像的心情。
旅行中的真實與再建構
旅行是差異中的尋找--去思考一個社會群體怎樣建構自己的旅遊凝視,是理解“正常社會”中發生著什麼的一個絕妙途徑。我們可以通過強調旅遊的典型形式,利用差異的事實去質疑“正常世界” (Urry,2009:3)。遊客的凝視是在建構怎麼樣的現象,如何在其中尋找自身的定位,而旅遊只是一個媒介,從脫離自身所熟悉的地方到另一個不熟悉的地點去尋找熟悉的想像投射,進而再理解這個虛擬的真實世界。
一個人如果不“離家旅遊”就如同沒有汽車和美宅一樣。旅遊是現代社會的地位標誌(the marker of status),而且也被視為是有益身體健康的(ibid:6)。是故,離開是旅遊必須先做的一個決定,不管如何沒有離開熟悉的地方而從事的都不是旅遊。脫離熟悉的必然性,是旅遊的重要特徵。
旅行是具有階級概念的--古典的旅行概念並不是存在於各種階級之中,在17世紀末,“大旅行”(the Grand Tour,又譯為“壯遊”)在貴族和上流社會子弟中已經成為一種慣例;18世紀晚期,則在中產階級子弟中成為慣例。(ibid:6-7)19世紀以前,上層階段以外的人很少會出於與工作或生意無關的原因而去別的地方旅行,去觀看各種事物。出於與工作或生意無關的原因而去旅行正是現代社會大眾旅遊的主要特徵,也就是說,在大部分時間裡,大多數人去別的地方旅行,去凝視這個地方,在這個地戶停留,其原因都與工作無關。(ibid:7-8)
而旅行中的凝視是被自身的期待所建構的--觀光是對未來的期待所建立的凝視期待,另一種真實的再製。這種再製是非現在的真實,而遊客正凝視這種真實。莎翁故居信託管理局(Shakespeare Birthplace Trust)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德鎮如何發揮控制作用的,他們決定哪些建築、地點和人工製品是名副其實的“莎翁的遺產”,哪些還未經証實,不那麼“可靠”(ibid:15)。亦即莎翁的生前的所有變成被決定的“遺產”,是自身的真實無法決定的,必須變成透過他人再決定的真實,然而是否真實存在的事情,或是再捏造的可能,都不重要了。
MacCannell(1999:42-8)認為旅遊中通常都有一個神聖化的過程,這個過程讓某個特殊自然製品或文化遺物成為旅遊儀式的神聖物件。這一過程又分幾個階段:給景觀命名;設計構思,抬高其地位;賦予神聖屬性;機械複製神聖物件;當新的景觀(或“場所”)自命“名勝”時所進行的社會再生產(social reproduction)。
媒體+速度=建構了旅遊凝視更具變化性...
它變成了些什麼?
虛構的真實,在極速的瞬間是否變為暫停的真實現 象。
觀光旅遊在現今社會裡已經成了身分地位的表徵,也被認為是健康生活的必需品(edited by Feifer,1985:224),現代生活的構成因素之一就是感受旅遊與度假的必要性,人們要是不出外旅遊,其社會地位就會降低,因為出國旅遊是社會地位的重要指標之一(p26),佛里曼的《世界是平的》傅可恩教授批判這是針對有能力出國的有錢人來說,隨意「移動」到想去的地方,對他們而言是輕而易舉;反觀三餐不繼、無額外消費能力的群體,這些「移動」卻使他們陷入心有餘而力不足之窘境。近十年流行的談話性節目如雨後春筍般的林立,我曾經看過由吳淡如作家與謝震武律師主持的節目,那次剛好談到藝人出國的經驗,一幕畫面是崔佩儀拿出她兒子的passport,小小五歲的年紀,已經擁有第五本新護照,其母親臉上流露驕傲神情、高亢語調最令我印象深刻,相當符合佛里曼《世界是平的》之涵意。
本文也提及觀光凝視對象的品味差異與替換速度之不斷翻新,形成一個錯綜複雜且變化無常的階級系統,李明聰教授問的題目是「何以以日韓偶像劇的拍攝地點當作旅遊景頭的噱頭,其表現並無理想中的亮眼成績?」我的感覺是現實世界與理想境地有其差距隔閡,唯美浪漫不是不可能,而是嬌柔造作是不長久且終究幻滅解體灰飛煙滅,雖處於凝視的歷史鏡頭底下的真實卻是不真實的,欲捕捉真實,卻發現自己與透過鏡頭呈現之夢幻意境早已擦身而過至足跡不曾駐留,所以,書寫至此可知我是一位現實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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