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書分為五個篇章，分別呈現塞杜在歷史、社會學、政治、文化及宗教研究領域的研究。其中，葛蘭漢．瓦爾德（Graham Ward）的導論勾勒塞杜的生平、將其研究定位在其時代的文化脈絡中，並檢視塞杜研究的主要關切：他者（Other）、空間性、殖民主義、身體、論述和壓迫；最後，該文討論塞杜研究的影響，和當代對其潛力的重新發掘。露絲．吉雅德（Luce Giard）負責的「歷史書寫學」篇章裡，呈現塞杜如何剖析歷史撰述和政治、文化、社會情境間的交互作用。湯姆．康恩利（Tom Conley）導讀的文化政治學篇章裡，呈現塞杜如何將創新性的活動解讀為都會的文本。伊安．卜夏南（Ian Buchanan）導讀的「民族學與社會實踐」篇章勾勒出塞杜廣博的文化研究之面貌。傑洛米‧阿赫恩（Jeremy Ahearne）導讀的「說與寫」篇章裡，明晰分析了塞杜對「系統」（economy）一語的運用，及他如何解讀書寫和口語性的層疊。最後，弗雷德瑞克．克里斯提安．鮑爾舒密特（Frederick Christian Bauerschmidt）導讀的「神學」篇章，呈現塞杜對基督教世界近代轉變之檢視，探索其原為「宗教」、如今「世俗」的「立場」，及在此立場的轉變下，繼續信仰的可能和方式。
整體而言，本書提供對塞杜著作的精要縱覽，適於專業領域人士或深造的學生。塞杜的跨學科研究足以作為今日對媒體、科技、政治、社會、再現等方面的研究的重要參考；正當其著作愈加受到西方學界的重視，本書中文版的譯本，亦將對中文世界相關各界的研究大有助益。
歷史永遠存有疑竇（History is never sure）。…….塞杜《盧東中邪》（Loudun Possessions，1970）
塞杜（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出生於法國尚柏希（Chambery）。塞杜橫跨哲學、心理學、社會學、文學、符號學、歷史書寫學和神學諸思想領域的研究，極為精密而廣博，啟發了今日被歸在「文化研究」類型的內容，於當代被發掘為與傅柯、拉康、羅蘭．巴特及德希達等諸位大師齊名，且被譽為具創見的重大思想與理論家。
第一篇 他種時間：書寫歷史學
擁有這麼多的頭銜，他（de Certeau）說：我是歷史學家（:1）。塞杜（de Certeau）自陳在「歷史中下功夫」而「不杜撰歷史」（:5）。中國的司馬遷（BC145年或B.C.135年－B.C.86年）在西漢時期（B.C.202-C.E.9）就在其耗費一生的《史記》一書中，即言明身為史學家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述往事以思來者」的責任與職責，並在《報任安書》中亦透露著述《史記》的目的。司馬遷說「（《史記》）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塞杜對於史學家的「職責」，則在其1970的作品《盧東中邪》（Loudun Possessions）中，以「中毒」來隱喻（Metaphor）身為史學家支配歷史權力之如施毒，不可不慎。誰是著魔者？誰又是施魔者？對於歷史的書寫，不同的詮釋將可能改變人類、也可能摧毀人類，「是魔亦非魔，非魔亦是魔」。既然永遠不可能分辨誰是著魔者(possessed)而誰有是施魔者，因此中邪的說法從不屬『實』（ture）………….塞杜《盧東中邪》（Loudun Possessions，1970）結語。
史學家和歷史小說家的差別，如同塞杜vs.金庸，並非在於「言明真相」，而是「針貶錯誤」（:3）。然而，什麼才是真相，雲南「大理」是真實存在的地方，但是「段玉」卻是虛構的人物!?誰又能說史學家比武俠小說的作者更接近真實!?「他者正是歷史書寫的幽靈」（:12），面對主/客位，塞杜主張歷史書寫學要與保持距離，才能成為理性的他者，以製造一種不在場的情境。面對「時間」，站在過去與未來的中繼點，試圖告訴世人「變化」的存在，用來判斷什麼是過去、舊的；什麼又是未來、新的，當然還有什麼是現在。但是，「時間」是持續的還是斷裂的，要如何判斷，當手錶沒有電了，是否也可以代表時間停止！
第三篇 他種民族：民族誌與社會實踐（:127-）
當城市的座標也有歿日，世界貿易大樓（World Trade Center）那個曾被暱稱為「雙子星大樓」的世界屋頂（1973-2001.9.11），已經消失，什時、何處為「高處」；何時、者又是「低處」。城市的漫遊或日常實踐在全世界的人類面前（絕大多數是透過電視影像）瞬間成為驚恐的災難！步行者或漫步者抬起頭，再也望不到西方文化的驕傲象徵，當世人（通常是從美國看天下，蘭嶼的達悟人應該不會在乎）為了如何重建雙塔，在給予命名的議題上爭論不休，不管結果如何，那也不過是驕傲的幽靈和人類愚蠢的再現。「這裡」曾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築物之所在，指示詞（demonstratives）（:156）道出了可見事物其不可見的特性。
「他者的詮釋學」（:193），當台灣原住民耆老跟人類學家說：關於你問的問題，我得要翻一下文史工作者（或之前來過的人類學家）的民族誌和研究，才能清楚回答你。在拉辛（Jean de Léry）1578年出版的的《紀行》（Histoire d'un voyage fait en la terre du Bresil, autrement dite Amerique，1578）中對巴西圖皮族（Tupi）的描述，就充滿了書寫者的詮釋，才衍生出「高貴的野蠻人」（noble savage）的說法，連吃人、有齒的陰道或裸體的女人在拉辛的書寫之下，都充滿了自然的美好與樂趣（雖然本人比較喜歡裸體的男人；而且本人經過多年的訪談，在顯著水準極高的信度與效度之科學驗證下，可推論出女人的陰道是沒有牙齒的）的無稽言說，才讓後來的人能創造出意義和客體的生產性科學—發展成民族學—或民族學介入歷史的手法（: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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