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週 2012.5.15 民族誌凝視：自我與他者

（我先把以前的書寫貼上來參考）

1986年的《文化的書寫》與《文化批判人類學》兩著作，無疑地向當時人類學的古典研究範式拋出了幾項提問與期許：究竟在民族誌書寫中，誰是原初的敘說者？所謂原始初民社會的圖像該是如何？什麼是本土？又是誰界定了何謂「土著」？此一關於民族誌書寫的知識論辯，自該年代之後熱絡地興起，持續有關民族誌書寫主體性之論述，其中包括過往殖民主義式的介入姿態、書寫修辭上的道德疑慮，與無可避免的研究倫理等逐漸感到自我懷疑之議題。綜合來說，這類思考挑戰了田野工作的客觀性和民族誌知識權威，使得過往人類學追求「在地者觀點」之學術目標，轉向「這究竟是誰的在地觀點？」之質問。這些反省回應了人類學家自田野工作第一天便遭遇的問題——民族誌書寫憑什麼可以成為反映部落在地文化的記錄？這些知識論上的疑慮涉及了民族誌書寫的正當性，其目的並非解決Malinowski的「反省式民族誌日記」在道德、本體論和知識論上的論辯，卻是複雜化此類涉及研究倫理的自我懷疑。 

例如，過往民族誌書寫經常在描述部落生活時，帶有一種「無歷史感知」或「同時性」託辭，使得呈現出一種民族誌當下的弔詭狀態（ethnographic present；Crapanzano 1986:51）。這正是Johannes Fabian所批評之處：當人類學話語建構民族誌描述、分析和結語之理論時，經常忘記、甚至否定與研究主體的同期性經驗（coevalness）。Fabian認為這是一種運用現在式的文法時態，就異文化社會論述之練習；一種異期性（allochronism）的書寫滲透策略，使得研究者得以與研究對象保持距離，甚至否定對話關係。這項反思的角度導致了一項更為根本之批判。Arjun Appadurai質疑西方思想對於「土著」一詞暗含有禁閉、禁錮、監禁之認定，以為人類學家提供了一種「經由獨特文化藉以理解人類行為」的固定認識，結果土著一詞被給予了轉喻式凍結（metonymic freezing），呈現無止盡典型的土著圖像——結果是，部落族人永遠成為人類學家推斷下之土著形貌，一如美拉尼西亞的交換制度成為民族誌作者筆下的固定模樣，永遠無法走出西方世界對於部落生活之認識。於是，有關「高貴野蠻人」的想像，滿足浪漫主義下樂觀的人道關懷，同時又體現了以歐洲文明為中心思想的悲憫論述。

文字待續

用一種「人類學感知」來閱讀中世紀的文獻，那麼有關「時間」此一議題給出了兩個線索：通用（Universals）和一般性（generality）。作為一位（人類學先行者）的哲學旅人，行走在地球的盡頭（因此與space連結），作為一項關於自我的瞭解，在時間中旅行，發現過去（同時性質），這不僅在於壓抑對知識的渴望（thirst for knowledge），卻是指涉了內心的召換（intimate vocation）。（照Fabian的說法，這是一種啓蒙時代的哲學歷史（philisophic history of Enlightment）。19世紀達爾文生物演化論的流行，給予社會演化論再蒸餾的基礎因而形塑Malthusianism和功利主義。（這是一種地理變化的時間觀，Geological Time，和編年式時間。）人類學家在這階段並不真正處理「時間」，而是spaticaliza Time（將時間予以空間化）。Fabian認為此一階段正是民族誌和民族學形塑其知識論特質的時期（linked to 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文化、進化、發展、教養、現代化的概念都原於此時。Primitive（原始）是西方思想的一個類別，而非單一客體。（跳過傳播論）

Malinowski拒絕社會演化論的想法，不是因為其想法過於傾向自然主義或是過於理性，而是相反地，malinowski認為演化論還不夠自然主義。社會功能論著眼於社會的機械論，傳遞一種共時性分析，預設了時間框架的凍結。（之後，尚有索緒爾、牟斯，和涂爾幹，共同塑造了「功能--結構論」的社會人類學。）Boas和Kroeber的文化人類學則是將人類相對於文化時間，並且將一般性的時間觀留給了生物性的演化論。於是，原先啓蒙時代的想法便被驅逐至自然科學，有關人類進步的觀點（universal human progress）從此澈底被遺棄了。就Fabian的看法來說，他認為功能論、文化論、或是結構論都沒有處理universal human Time，這些理論好一點的予以忽略，糟一點則是予以否認其意義。

Fabian認為現代人類學的理論和田野研究使得「時間」的問題更為複雜而有趣：「時間的分裂使用」，也就是人類學家的田野時間與書寫時間的使用概念之差異，其中將由民族誌知識經由田野此一操作談起。三種使用時間：物理時間、世俗時間／類型時間、交互主體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