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ek 8--writing culture

一九八六年的《文化的書寫》與《文化批判人類學》兩著作，無疑地向當時人類學的古典研究範式拋出了幾項提問與期許：究竟在民族誌書寫中，誰是原初的敘說者？所謂原始初民社會的圖像該是如何？什麼是本土？又是誰界定了何謂「土著」？此一關於民族誌書寫的知識論辯，自該年代之後熱絡地興起，並且（特別是美國）人類學界將此一思考稱為民族誌反思，持續有關民族誌書寫主體性之論述（subjectivity of ethnographic writing）。這些反省回應了人類學家自田野工作第一天便遭遇的問題——民族誌書寫憑什麼可以成為反映部落在地文化的記錄？這些知識論上的疑慮涉及了民族誌書寫的正當性，其目的並非解決Malinowski的「反省式民族誌日記」（1967:159）在道德、本體論和知識論上的論辯，卻是複雜化此類涉及研究倫理的自我懷疑。

在《文化的書寫》一書之〈部分真實〉導讀中，James Clifford以為當我們逐漸質疑田野工作的客觀性（即方法論）時，民族誌書寫練習便開始具備反省的能力（1986a:13）。但就他看來，過往民族誌的書寫慣習仍帶有一種殖民主義時代下對研究主體的再現方式；由是，Clifford主張民族誌在推論式和詮釋式寫作之外，尚須要對話式（交互主體關係）與多義式（polyphony）的民族誌書寫範式（1988:41）。這種對文本中敘說聲音之辨識，直接幫助了吾人對於民族誌的閱讀和寫作經驗，並且此項修辭轉向突顯了關於民族誌的書寫主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