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茲的《作品與生命》(
Works and Lives,1988)可視為對《文化的書寫》與《文化批判人類學》的交互參照讀本。 在此著作中,葛茲將上述田野經驗自當下參與至事後撰寫的不同歷史身分,轉移為人類學實踐的空間討論:「在田野現場」(being there)被視為一種風景明信片式的經驗——「我去過加德滿都,你去過嗎?」葛茲如此表示——它是民族誌書寫內容的後舞台,使得「在自身處所」(being here)的書寫者得以經由文本的生產,而成為民族誌著作的作者。依此看來,「在自身處所」或許更趨向於Michel de Certeau對於存有(Dasein,英文版亦翻譯為「being here」)之理解,即指涉經驗在離開原有空間後的重複與篡改(1984[1974]:109)。相似地,對葛茲來說,民族誌的田野經驗「在自身處所」成為文本書寫,其著作在人類學學界得以被認識、閱讀、教學、評論或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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