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2 第3週：「人類學時代」

出席情形－博士生：3人（男2人　女1人）；碩士生：7人（男2人　女5人）

An Anthropology for Contemporaneous Worlds – Marc Augé (1999[Fre. 1994])

❖人類學的空間、歷史的時間

◎19世紀的現代性在當代更加維持加速，並且更難已決定其意義，或多或少我們都因此感到孤單（solitudes）。而人類學研究是否已失去學術魅力？（當然不！）但今日社會的吊詭便在於所有統一化帶來了不同性的探討；而缺乏意義的事物正成為有意義的處所。

◎不管人類學的分支訓練為何，總存在著三項緊急的研究內容和風格：決定一個田野地點、運用一項田野方法，以及某種程度含糊引喻一些人類學必要的話語。這些引喻昭示了良心上的細部觀察、並將這些質性資料和主張直接作為收集的證明，也就是生命經驗，以及他們在一些具永久性焊鉗意識層次上的旨趣，也因為如此而形塑了人類學的操作。然而，這卻帶來一項風險：這類對話和跨學科訓練卻簡化了它的實證課題（細部田野或是細部觀察），或是原先理論上的課題，即這類具備永久性或是潛意識的資料。

◎在過去，人類學被定義為一項對遙遠、不同社會的學科訓練時（包含了空間上的距離，以及進化論觀點上的等值時間上的距離），如何去調解有關獨特文化社會的一般性進化論理解模式。Boas和Tyler二者不同的觀點的對話同時也成為是對歷史的兩個不同概念，或者是兩個對人類學與歷史二者關係的不同概念。過去對於人學與歷史的理解是對立的，人類學是the study of the present as lived by distant societies，而立是則是the study of past of proximal societies。二者的差別在於導致的結果（consequences）：人類學家可以看見並且與他們的人說話，而歷史學家不行；歷史學家知道如何展現故事，而人類學家卻不會。然而，這兩種學科訓練的研究課題卻是非常相關的：人類學家研究的是一種歷史的空間，而歷史資料的定位則是一種人類學時間。

◎社會空間在象徵層次上建構了個人人格的形塑與經驗（居住法則、年齡群、神聖或世俗空間、家族群），或者這正是李維史陀將世界予以條理化（putting world in order）的必要性。在地者如何以自身社會脈絡來詮釋歷史（於是事件被整合至結構當中），在Sahlins的Islands of History中，夏威夷土著如何將歐洲人的入侵納入自己的歷史，包括取名King George的繼位者，或是界定禁忌以獲取更多的歐洲產品。

◎1970年代以後的歷史學家對於人類學家所揭露繁複交雜的社會現象分係變得更為敏銳，並且迅速僵立史方法以及建構課題的方式予以多樣化。其中他們不再使用遠距離的巨觀模式，而是採納更為近距離的人類學方法。已具聞名的歷史學家Jacques Le Goff宣稱他的研討課程為「歷史人類學」。他們的觀察單位可以視為微觀的一個村落、甚至單一家庭，而觀察課題可以是社會階層，或是日常生活政治的一般性意義。然而，Augé以為至少有一項研究取向與人類學是不同意義的：不像人類學家那樣，一般說來歷史學家在田野調查中並不會檢視「假設」的有效性和範圍。

◎But the exoticism is decidedly dead, or dying. … Today the planet has shrunk; information and images circulate readily, and because of this the others’ mythic dimension is fading. The “others” are in fact not so very different, or rather, their otherness remains, but the prestige of their erstwhile exoticism is gone. （很喜歡這一段！）

◎奇風異俗時代已經被人們認定已經過去，或者正在消失。今日的世界已經收縮了，資訊與意象正快速流通，而這種他者式的神話面向正在淡化中。所謂的「他者」事實上並沒有太大差異，或者這麼說，「他者性」仍舊維持，但過去因奇風異俗所建立起的威望卻已不復存在。相反地，那些最為與世隔絕的遙遠土著可能會有一種感覺是，他們歸屬於一個更為廣闊的世界。那些卸去（存留在信念之中）奇風異俗之威望的他者，單純只是一位陌生人，並且對於他所近似之處遠比他的不同經常感到恐懼。而人類學的研究場域被理解為與他者關係模式的研究，因此持續正在擴大中，即便是我們所召喚的吊詭正成為這種模式以及更為複雜的議題。

◎我們的世界正在改變：一方面國家或是區域歷史愈來愈具全球化（planetary），另一方面，我們正處在「加速的歷史」經歷之中。所謂的全球收縮涉及「世界體系」中的彼此互動，以及資訊的快速流通和意象的散播。每月、每日，我們都在經歷「歷史」事件：每一天，歷史與現今事件之間的界限正在模糊之中。測量時間與空間都正在改變。這是一場空前的革命。正如同我們的現代性不受抑制地創造出他者，於是它也不受抑制地創造出立即的過去—即它宣稱歷史已經穩定，而世界趨於統合。於是理論變得脆弱，以便於去尋找更為相對的模式，這不只是更為專注於「由改變變為狀態」（coming into being）或是制度的再生產等情形，而是每一個觀看的方式。這種「全球收縮」與「「歷史加速」表達對於當前世界的狀態，並帶來專注在因「全球收縮」而開展的多樣差異（diversities）。Augé讚許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所給予許多的觀看版本，賦予了一個辭彙作為這些種類與片斷的無法抵擋的感知。這兩項特徵並不分歧，二者無法在科技革命（係指資訊流通和傳遞）中獨立存在。歷史學家應該明白「一致性」或是「歷史的終結」等主題並非唯一：而人類學家應該去發掘後現代性在許多的案例中，正是文化相對論裡的一個複雜形式。

❖同時代性中的「一致性」與「後現代性」

◎後現代主義並非是美國人類學的主流；然而確有一些聰穎的美國人類學家把後現代性的想法帶勁人類學論述裡。依Augé看法，這與Lyotard 沒什麼太大關係，而是繼承自文化相對論—美國的後現代主義是依文化相對論根據當代所修改的，去除有關全球化和歷史加速等概念。正因如此，我們必須考量且評估任何新人類學論戰中的內容、範疇和相關性。所有有關全球詮釋體系都因此受到質疑，以便於尋求正確的問題和多樣的回覆內容（referring to Marcus and Fischer）。「他者」的定義變得如此含糊曖昧，民族誌他者（ethnographic other）端賴於一項傳統的定義：這個他者正像傳統中民族誌所調查的所有人們那般。某些特定的保守主義在這層傳統定義下，堅持拒絕「人類學可以研究其他的他者（other others）」這種想法。

◎獨特的生命的方式如果注定被納入在現代的世界中，會用一種新的方式去重新聲稱自己的不同之處（Clifford 1988）。Augé對此是感到驚訝的：對這些後現代人類學家而言，「文化」根據他們的概念而實體化（substantializes），而這種具體化卻只在一個自身的限定之中，並非毫無保留。如此一來，歷史納入在文化之內變化，並且多樣性是依循著這種內部變化。這種多樣性對他們來說，來自文化內部比起文化與文化之間所導致的多樣性似乎來得更難掌握，或是看起來民族學彷若在過去對於這些攪和在一塊的相異處都瞎了眼看不見，直到現在才在一種無歷史感知下裁決多樣性的存在。

◎如此一來，我們從Clifford的後現代人類學論點中看見一項矛盾：一方面，人類學的研究課題不再是「文化視為文本」，卻是民族誌文本自身：而人類學的任務是去展示所有承擔在該文本生產和編輯上的束縛。極端地說，民族誌練習不再根據現實，而是文本，使得在概括性的相對化中，「文化」此一觀念成為僅僅是民族誌練習下的產品。另一方面，人類學的研究課題似乎一直受「書寫」此一問題所困擾，彷若在當今世界的新多樣性所帶來的唯一問題正是「翻譯」的問題。結果是，這項新的多樣性變得即像是舊世界裡的文化—這類強調「生命史」、「多義」、「對話」，或是「多重檢視」像是喚起過去超過半個世紀以來的相同論戰一般，去尋求給予他者說話的機會。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的論述就像是過去其他的民族誌作品一樣，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美國的後現代主義人類學家哼唱著古老的戒禁：他們質疑民族誌作者是可以超越詮釋描述的可能性。當法國人類學家早已認清這一點兒轉往認知心理學發展時，美國的後現代主義人類學家卻汲汲於去保證他們獨特描述的有效性。這些小鼻子小眼睛的實證主義者和文化相對論在這種情境之下，在「後現代主義」保護傘之下，用一種保守方式來概念化關於書寫的美學風格，藉此賦予自身合法性。